20 世紀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香港經濟及社會正處於轉型時期。經濟方面，香港的工業生產己經成為主要的經濟支柱，香港再不是單純的進出口商港，隨著工業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被轉化為金錢利益，例如土地開發，例如各種專業資格，例如各種公共事業，都可以獲得巨大的收益。但是當時香港殖民地政府欠缺透明度，政府的施政只是由港督及少數的官員所定，立法局大部分議員是政府高官，只有少數幾位非官守議員，當時的市政局亦只有少數幾位民選議員，市民的訴求甚少受到專重。有人認為，當時的香港殖民地政府，只是一個不受監督的「仁慈的獨裁者」。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大部分抱住「過客心理」，來到香港只是逃避共產黨主義，盡量找尋謀生賺錢的機會，希望有朝一日離開香港，絕少過問香港政治，所謂「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他們盡量避免和政府打交道，對政府官員畏之如虎，出現問題，最好私下解決。不過，隨著中國大陸的政局發展，特別 文化大革命 爆發後，大部分人認為重返家鄉己經不可能，只能夠以香港為家。

另一方面，戰後出生的新一代已經成長，陸續投身社會。他們的教育水平較高，或多或少受到 1966 、 67 年香港社會騷動，以及 70 年代初的學生運動影響，對社會的公平、政治的民主抱有期望。香港社會要求公平、公正，為民請命的呼聲越來越強。

1966 、 67 年香港社會騷動後，港英殖民地政府亦感受到壓力，開始檢討對香港管治的方式，最重要的部分是加強政府和華人民眾的溝通，及降低華人民眾對殖民地政府的反感。在 1967 年社會騷動後，香港政府舉辦青年新潮舞會，成立民政司署， 70 年邀請教宗保祿六世訪港，邀請球王比利訪港， 1971 年舉辦香港節，年中宣佈實施強迫教育，此外透過傳媒製作，播放獅子山下等電視片集，務求增加市民對政府的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