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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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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星期六 09:00-09:20 a.m.

主持:陳顥之、陳亮均
編導:陳顥之、陳亮均
監製:鄭婉薇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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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2019

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 梁麗娟──模擬廣播 停得太遲

*標題由編輯所加

親愛的幗華:

你離開香港轉眼已經三年,這一千個日子香港對你已變得越來越陌生,不但是地貌及人面的改變,很多制度上的點點滴滴,亦隨著社會環境的轉變而消失。

近期較為好的消息,可能是特區政府終於願意為模擬廣播劃上句號,商經局長邱騰華周一宣布由明年十一月底起全面終止模擬電視服務。其實數碼廣播自2003年開始討論,到2007年開始推行,兩者並行已經超過十多年,亞洲其他地區,如日本及台灣等,早於2011至12年全面改為數碼廣播,香港亦有條件早些關掉模擬制式,以騰出頻譜作其他用途,但卻因為各種原因拖延至2020年才全面開展數碼電視。讓香港正式進入跨平台、多頻道、超高清,以及互動廣播年代。

雖然說遲到總好過沒到,可惜適當的措施推得太遲,令香港電視業錯過了不少發展的黃金機會。數碼廣播的原意是提供多元及高質素的選擇給本地電視觀眾,但特區政府對電視廣播的政策卻是虎頭蛇尾。在回歸初期,特區政府曾野心勃勃的希望發展數碼廣播,作為將香港經濟轉型成知識型經濟的推動力;到曾蔭權當特首的年代,數碼廣播仍是六大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一部分,曾經希望透過引入競爭,提升電視產業潛能。可惜,其後兩任特首對本地文化及電視產業的發展都缺乏興趣,特別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一役,對整個電視業的前進與創意帶來致命的打擊。

今時今日,網絡電視已經主導本地電視市場,觀眾自由選擇隨時隨地收看成觀看常態,即使全面數碼廣播,經營者要搶回慣性收視亦談何容易,目前電視市場是節目及頻道太多,時間有限,觀眾對頻道的忠誠度減少,數碼廣播提供的優勢,已經很難為本地業者挽回流失的觀眾,香港的黃金時段受歡迎的很可能是中國的宮廷劇,多過本地製作的「膠劇」,香港觀眾寧願選擇收看一些,由國際傳媒經營的自選收費頻道或者改看網劇,多過觀賞本地的傳統電視節目。而電視及廣播業生產總值,據統計處紀錄,由2013年的79億元,下跌至2016年的65億元,短短幾年下降了百分之17。人才不斷流失,有些演員北上發展,有幕後人才轉行。過去十年,香港電視業的生態,已隨著科技的急劇改變而墮後,但特區政府卻仍抱殘守缺,不願用有效的政策為電視工業再推進一步。

目前幾間免費及收費台的經營都不容易,部分更處於捱打狀態,展望未來十年,不知道還有幾多擁有本地特色又受歡迎的製作?抑或,數碼廣播反而令香港電視業進一步「窄播化」,雖然提供十多條本地頻道,但每條頻道都只是針對一小撮擁有特定興趣的觀眾?具體表現是一個家庭每人一部電腦或手提電話,已經不用一起坐定定睇電視及討論劇情,電視節目不再能維繫親情,更遑論成為社會重要話題。

事實上,香港社會改變已經太快太多,特區政府這個時候才宣布推出一個十年八年前已應該進行的政策,不知是可笑還是可哀?

祝一切安好,下次再談!

好友
麗娟上
2019年2月16日

16/02/2019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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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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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一國兩制」面臨危機

** 標題由編輯所加

(寫給在今學期在港大上我的課的學生)

各位同學:

      我在1984年開始任教於港大法律系,《中英聯合聲明》便是在那時簽署的,從那時開始至今,“一國兩制”都是我的研究課題。到了今天,我感覺到“一國兩制”的實踐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一國兩制”的路好像變得越來越窄,越來越難行。今天,我離港大的退休年齡已經不遠,但你們還年輕,所以這封“香港家書”是寫給你們的,我想談的“一國兩制”的前途是否光明,我希望坦誠地、毫無保留的與你們分享我對於“一國兩制”的前途的看法,尤其是要指出,除非廣大香港市民,包括青年人,都對“一國兩制”的政治和法律現實有充分的理解,並以一種理性、務實的態度面對這個政治現實,否則“一國兩制”的內部矛盾將會與日俱增,香港社會的內部爭鬥將把香港帶進一種“自殘”的局面,香港將會由盛轉衰,正如不少在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的城市後來走向沒落一樣。但是,如果理性和務實的精神最終能制約“佔中”和所謂“不合作運動”所代表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香港的前途仍是光明的,青年人便可對未來抱有信心和希望。今天,香港正處於這樣的一個十字路口,一個危急存亡之秋,希望你們積極面對,對形勢作出正確的評估,並就自己應該信仰的價值理念作出明智的抉擇。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國兩制的構想剛形成的時候,當時香港還是一個殖民地,沒有民主,但有法治和相當程度的自由。所以當時一國兩制的構想主要是要在香港回歸後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法治和自由。至於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怎樣的政治制度,最後由全國人大在1990年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定下來。例如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推選,然後由中央任命。同時,基本法規定了特區政制可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進行改革,最終達致普選。

       因此,根據基本法的政制設計,隨著時間的流逝,香港的政制將會變得越來越民主,但如果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政制維持不變的話,香港和內地的政制的差距將會變得越來越大,我認為這便是一國兩制的最深層次的矛盾。香港的政制的民主化,是否表示它最終要實現西方式的民主普選或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普選?今年8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當然這是中央的答案,並非所有香港市民都會認同。中央給出的答案是,在2017年香港首次實行普選時,特首候選人必須根據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毋庸諱言,這種提名制度難以符合適用於一般民主國家的國際標準,在這些國家,沒有提名委員會,候選人一般由政黨提名或公民提名,人數沒有上限。中央的官員已經明確表示,今次人大所採納的這個制度設計乃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其目的是確保候選人都是愛國愛港而非與中央對抗的人,從而保證最終當選的特首候選人是一個同時得到中央信任和港人擁護的人、一個中央樂意任命為特首的人。

         我完全明白不少港人,包括不少我的同事、朋友和學生,都認為中央這個決定是不能接受的,他們其中有些人選擇抗爭,進行公民抗命。但是我留意到即使西方學界提倡的公民抗命理論也特別提到,違法的公民抗命行為是否在道德上得以成立,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該行為的後果,包括該行為是否能夠達致其目標(如促成有關政策的改變),和該行為對社會的影響是否利多於弊或弊多於利。在這方面,西方法理學家也曾指出,如果有關行為可能導致到社會中越來越多人不尊重法律的權威,這應算是有關行為的惡果。

         我個人的意見是,人大在八月的決定明顯反映中央認為香港暫時不適宜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普選、只能實行某種具有一國兩制特色的民主普選,這是一個基本國策,基於中央政府的“維穩”和防止外國勢力通過香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顛覆等考慮。我相信任何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會同意,無論香港出現怎樣的佔領運動,都沒有可能改變這個國策。所謂忠言逆耳,我知道很多香港人都不願意聽到這種話,但這的確是政治現實,就正如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由外國人統治而沒有民主是當時的政治現實一樣。香港有今天的成就,正是因為港人——包括各位同學的父母以至他們的上一代——是理性和務實的,他們接受那些不能改變的政治現實,並在他們所能夠享有的有限空間中默默耕耘,胼手砥足,創造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奇蹟,於是這顆東方之珠便應運而生。

          與1980年代相比,香港對中國的經濟的重要性已經今非昔比。中央對香港的民主化的基本國策既定,港人必須自求多福,在一國兩制的夾縫中尋求生存之道,並且停止內鬥,停止所有傷害香港的“佔領”和“不合作”活動,因為最終受害的將會是全體香港市民。無論抗爭者的理想如何高尚,無論他們的用意如何善良,都不能改變他們的行為的客觀後果,就是不少香港市民的權益受損,如果持續下去,全港市民安居樂業的權利都會受到侵犯,而安居樂業也是一種基本人權。

         各位同學,你們年青,香港的未來是屬於你們的。希望你們好好思考,好好學習,好好生活,好好行動。

                                                                                                                               陳弘毅 上
                                                                                                                       2014年10月25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

25/10/2014 - 足本 Full (HKT 09:00 -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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