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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簡介

GIST

主持人:陳顥之

《香港家書》
星期六 09:00-09:20 a.m.

編導:陳顥之、張鳳萍
監製:林嘉瑜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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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2020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琦——港區國安法或挑戰香港法治

*標題由編輯所加

 老朋友:

 多年不見,生活可好?

 

「港區國安法」的具體條文還未公佈,但是我身邊的朋友只有兩種反應:覺得憂慮和疑惑。疑惑的朋友,會對全國人大決定的文本提出一系列疑問:

 

首先,既然《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應該「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等行為,為何人大選擇繞過第23條而引用第18條,直接為香港立法呢?又為何採取「在當地公布實施」這種非常手段而不是正常的本地立法程序呢?

 

另一個關注是,《基本法》附件三是關於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可是「港區國安法」僅僅適用於香港這一地區又算不算是「全國性法律」呢?

 

還有本港法院的角色。本港法院可否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的權力,對透過第18條和附件三公佈在本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作出解釋?如是,可能會違反第1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這一規定。即使本港法院可對港區國安法進行解釋,會否因人大常委不同意或不符其意願而引致釋法?「決定」第三條亦指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這會否暗示司法機關要「配合」行政機關,亦是另一個疑問。

 

另外,「決定」第四條提出中央機關將「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那會是個什麼機構、會否有執法權力呢?它會否受本地法律約束、有無可能違反《基本法》第22條呢?

 

有意見認為,外籍法官不應審理同國安法相關的案件。這令人大惑不解。法官判案,都是按照事實及法律,跟國藉無關。香港終審法院有15名非常任法官來自其他普通法管轄區,如果這些外藉法官不能審理國安法案件,會否對香港賴以成功的司法獨立造成極大的破壞呢?

 

再者,《基本法》第39條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但「決定」没有提及港區國安法將如何符合公約。例如公約第15條保障刑事罪行没有追溯力,但人大常委制定的國安法會否凌駕第15條,從而利用國安法秋後算帳呢?近日亦有人指出,即使是公約下的權利,亦受制於「國家安全」這一考慮。可是,我們不要忘記,終審法院在多宗案例說明,任何侵犯個人權利的措施必須符合「相稱性」驗證標準(proportionality test)—— 即該措施必須追求一個合法目的、必須和該目的有合理關連、不得超越為達到該目的所需的程度,而且最終該措施的社會利益與被侵犯的個人權利必須取得合理平衡。

 

老朋友,我一口氣講了太多疑問,其實還未點題,近日有朋友正考慮要移民,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可能變天。港區國安法將急速通過,即使激烈的辯論一番後,最終人大還是可以利用「釋法」這尚方寶劍。須知國內政治凌駕法律,法律只是配合行政的工具,而且眾所周知,國內對「國家安全」的問題採取十分寛鬆及廣泛的定義,可涉及經濟、網絡、甚至學校、學術團體、宗教等等。

 

我兒子及他最親厚的人熱衷時事及政治科學研究,我丈夫是一個專責刑事的律師,他常常義助有需要人士打官司。在現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我摯愛的家人,還可以在相對低的風險下,爭取人權自由,但我都會憂慮,在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我至愛的家人,特別是我丈夫,會不會像國內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律師一樣,坐幾年牢後,還要受監視,同家人分開,幾經爭取才可回家。我和丈夫有幸在健全法治制度下的香港成長,我們受法治同公平制度的保障,得以自由、自主發展,亦以這理念教導我們下一代。年青的一代原本相信這法治制度可以保障他們的人權自由,現在他們親眼目睹港區國安法可能會無情地挑戰他們曾十分尊重的法治,甚至懷疑能否繼續保衛最基本的人權,更甚是可能要告別他們成長的家園,香港的下一代何去何從呢?

 

老朋友,我們很久沒見面,聽說你現在是移民顧問,下星期有空一聚嗎?

 

Anita

2020年5月30日

30/05/2020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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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UP
03 - 05
2020
香港電台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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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無大台」群眾運動錯落有序 機中有危

主持人:陳顥之

*標題由編輯所加

潔平:

這個炎夏,你忙的過來嗎?我記得你曾慨嘆,2003年七一遊行開啟了香港人的一段「悠長假期」。我明白你指的假期,不是休息、不理公共事務,吃喝玩樂。而是官民主動掌握政治和解的空間,各自緊守崗位,盡量發揮和發掘香港這座國際都會的優勢和特色。

由於七一遊行由議會內菁英領導,所以民主派和自由黨很容易便將街頭的力量轉化為選票,透過發揮議會監察功能,彰顯代議政制的價值。雖然不少研究指出中央自始改變治港方針,但在曾蔭權任內,的確推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民生改革,諮詢架構中亦敢於吸納異見聲音,爭取民意。得益於這個氣候,我可以在象牙塔中埋手學術,你亦在夾縫中筆耕不斷,還在香港創立了華文世界其中一個最有深度的的媒體。

但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後,政府不單沒有修補社會撕裂,反而有權用盡。這套策略,表面約束了反對派的行為,但實際無法取得民心。結果我們國際城市的核心價值被削弱,政治靈活性越來越少,香港人這段悠長假期,亦似乎去到盡頭。

我們沒想到,會在2019年的六月,再次遇上香港社會的轉捩點。機中有危,福禍相倚。

「沒有大台」的動員模式,突顯了telegram、連登等社交媒體和討論區的作用。其好處是百萬人的遊行和野貓式的佔領,互補不足,錯落有序。沒有了領袖,行動方向變成要依靠社交網絡的互信和實時的策略討論,令大部份的集會反而呈現一種集體克制。這不單修補「和理非」和「勇武派」的對立,亦令政府進退失據。示威者稱此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正是這種大型卻克制的群眾運動,贏得國際媒體和社會的同情,令香港故事變成國際議題。示威者抓住G20的時機,眾募廣告、到領事館請願等方法,其實傳統民主派都會用,但他們主要是希望取得道德支援,卻時刻避免被扣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落入大國博弈中不能自拔。

但這種去中心社運的壞處是很難「收官」(圍棋比賽中的最後階段),說示威者是被人煽動或受外國勢力,只是見樹不見林,更低估了年青人的獨立思考和怨氣。他們大多尚存赤子之心,表面上對制度失去信心,但又同時希望政府聆聽市民訴求。我們連日來的現場民調發現,竟然逾八成的年青示威者,認為和平集會和激進手法可以互補不足。對衝擊的接受程度驟然提高,令運動呈現愈多的不確定性。

可喜的是,不少示威者近日已將眾多訴求聚焦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政府能夠主動委任有公信力的法官、律師和學者主持,確立調查方向,釐清事實,就可以透過完善制度,真正修補撕裂,並將社運的熱情,轉化為優化體制的能量。事實上,當政府動輒要考慮前線警員的情緒,反而削弱了文官系統對警方架構的有效領導。

到底這波社運高潮之後,香港是迎來陽光明媚的悠長假期,可以休養生息;還是重回寒風凜冽的泥漿摔角,跌入不斷抗爭、打壓的循環,我們不知道結果會是如何。如果「Be water」是這波新運動的關鍵詞,是否懂得「堵不如疏」的傳統智慧,就取決於為政者胸襟和願景。

Edmund

2019年6月28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

29/06/2019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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