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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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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張鳳萍

《香港家書》
星期六 09:00-09:20 a.m.

編導:陳顥之、張鳳萍
監製:林嘉瑜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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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2020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盧煜明——香港有能力創「獨角獸」級的科技公司

*標題由編輯所加

尊敬的簡悅威教授:

今天是鼠年的大年初一,我在這裏向您拜一個年,祝新一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回想我們上一次在香港見面,已是幾年前了!我十分珍惜每一次和您討論科學新趨勢的機會。

 我還記得我在科研道路上的一個轉捩點,是我在英國當醫學生時讀了您的一篇文章,題為 “On a Slow Boat from China” ,當中記錄了您從香港到美國做科研的經過。您對醫學界的其中一個重要貢獻,便是您在70年代奠定「產前基因診斷」的基礎。當時是需要用「羊膜穿刺」等有入侵性的技術來提取胎兒的組織。我作為一個醫學生,便天真地想發展出一個非入侵性的版本。當時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能說服一位醫學院教授肯讓我在他的實驗室內試圖實現我的想法。我當時是想在孕婦的血液內找出胎兒的細胞。還記得我雖然可以見到胎兒細胞的訊號,然而始終不能達到醫學診斷所需要的準確性。

我在這個研究領域一做便是八年的光景,直至1997年回到香港,加入了中文大學。這個轉變也鼓勵我要在科研上也作出一個根本的革新。我便想,在孕婦的血液內除了細胞外,還有一半是血漿這種黃色的液體。我便猜想胎兒的DNA會不會也存在於孕婦的血漿內呢?當時我因為沒有什麼研究經費,結果便用烹調「公仔麵」的方法來煮血漿,卻又僥倖地藉着這看似原始的方法發現孕婦血漿內的確有胎兒的DNA!我之後再用了超過十年把這發現轉化成一項無創性的產前檢測平台。這個技術在2011年推出臨床應用,現已被數十個國家所採用,而香港醫院管理局亦在2019年12月開始在香港兒童醫院提供有關服務。

科學的其中一個引人入勝之處,就是它的真理可以被應用到一些看似截然不同的領域。例如:胎兒生長於母體之內,其實和腫瘤寄生於癌症病人的體內是十分相似的。因此我們發現無創產前技術的平台也可以應用於癌症檢測。經過我們研究團隊十多年的努力,這個技術在鼻咽癌的早期篩查比較成熟。我期望這發展最終可以把鼻咽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

 我在中大的23年中見證香港在科研上一些重要的發展。想起我回港初期,那時的研究資助通常是港幣幾十萬,要跟歐美的頂尖隊伍競爭實在是非常困難的。可幸的是在之後的十多年,我看見一些比較大型的研究資助計劃落實,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和創新科技基金等等。我希望這個科技研發的勢頭可以在未來數年再進一步增強。我因此特別期盼一些重要的科研基建,如「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和兩所醫學院的擴建,可以順利落實。

科研的發展,有如種植一棵大樹,需要數十年的陽光、水份和合適的土壤,每項元素也不可或缺。

科研的成功除了經費外,人才更為重要。香港最優秀的學生,通常都修讀醫科、法律或商科等,選擇做科學家是比較少的。不過,這幾年我觀察到有一些確實的轉變,而且最興奮的,是不少醫學生或醫生都會選擇來我的實驗室實習或攻讀博士學位。我希望他們會成為香港新一批的「醫生科學家」,作為醫學和科學的橋樑,加速本地生物科技的發展。

在香港工作的科研人員,過往研究的目標是發表學術論文,不過近年科硏成果產業化漸漸受到注意。例如說,現時無創產前診斷在全球已是一個每年值數十億美元的生物科技產業,其中有多個骨幹的專利是源自香港的。因此,只要香港的科硏人員好好把握機會,硏發出一系列有獨特價值的專利,我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建立多幾間「獨角獸」級的公司。如果香港有一個強勁的科技產業,那麼對我們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年青人,又多了一個創業的機遇,甚至有機會發明出能惠及全球多國人民的科技。

最近世界權威科學期刊《自然生物科技》(Nature Biotechnology)選出「2018年全球20位頂尖轉化研究科學家」,我十分榮幸獲選為其中一位。不過我最高興的是見到我的前學生、也是現任同事趙慧君教授也榜上有名。對我來說,這是科學的傳承,就好像三十多年前我從您的研究所得到的啟發一樣。

祝安好!

盧煜明上

2020年1月25日

25/01/2020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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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20
香港電台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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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s創辦人、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沈旭暉——香港人身份認同何來?

主持人:張鳳萍

各位香港朋友:

相信於過去幾個月,大家一同經歷各種高低起伏。我們有哪些最大得著?我們又正在爭取一個怎樣的香港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香港,可能就是最黃金的香港,英國殖民管治高壓的一面開始遠去,自由民主的概念開始落地生根,中國模式尚未出現,但六四集會、華東水災集會可以同步進行,當時大家不會深究身份認同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言,是「馬馬虎虎」的愛國者。

當時的香港經濟位居世界前列,軟實力無以復加,我於美國和英國讀書時都是以強烈的香港身份認同為榮。香港當時的成功之道可歸於簡單的哲學—水至清則無魚,這學問於回歸後有被掌握好嗎?

究竟是否回歸後,所有東西都是剎那間改變?究竟是否正如政府或者北京的朋友所言,一切都是外國勢力、地產霸權、通識教育或是沒有國民教育所導致呢?

回看十年前的2008年北京奧運、10年的上海世博,清明上河圖來港展覽時萬人空巷的場景。那些時日,香港人對中國的身份認同是過半數的,年青人還未有港獨訴求,一切似乎都「形勢大好」。這不是北京眼中最期望的事實嗎?為何十年間一切都改變了?

《經濟學人》較早前的民調中,居然只有百分之三的三十歲以下年青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如果你認為香港沒有國民教育導致缺乏身份認同,那為何官員們的子女會拋棄香港的教育而到海外讀書、甚或移民?那麼,到底過去的十五年發生了何事令香港人感不快呢?是否因為打破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哲學呢?

香港正在發生的事相信令不少人憂心,但是否單靠三萬警察便足以止暴制亂呢?如果一個社會令一代人兩代人三代人都失去信心,就算社會表面上一切正常,似北韓般生活又是否開心呢?

近月來,我們特別擔心的,除了社會的動盪不安外,亦見到過去幾十年凝聚的社會共識、核心價值被慢慢破壞。無論政府還是親北京的媒體,批評的對象,由本來所謂的反對派,變成了批評教育制度、校董會、醫管局包庇武力,慢慢到國泰航空、匯豐、法官醫生律師專業人士或者媒體,包括香港電台,似乎全部皆是犯錯的對象,只有撐警才是政治正確的行為,這樣又是否真正意義上的「攬炒」?

其實香港本來就處於漩渦、國際關係的灰色地帶中,我們從小便相信溝通的價值,亦相信社會本來有和而不同的價值觀,但不代表香港人沒有底線或原則。而這種原則也見於以前不少的建制派身上,例如前特首曾蔭權也曾於香港家書講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生活方式、兩種貨幣、兩套法律,甚至是兩套價值觀」,明顯地,香港和內地有不同價值觀,否則也不需一國兩制。又正如曾蔭權說,「深深明白到香港要持續發展,香港人要生活得愉快,要貢獻國家,更要保持香港的獨特性」,但未來還有這種獨特性嗎?

政壇前輩李鵬飛也講過,「特首這份工作,當然是面對兩個不同的老闆,但當一國兩制有衝突時,自然應該站在香港人的一邊。」但現在的上位者有這個意識嗎?

我一直覺得2012年是香港乃至世界的分水嶺,「全面管治權」這套新管治哲學從此出現,以前我們眼中可以自行處理的問題,剎那間都會被上綱上線演繹,動輒便被演繹成國家利益、國家矛盾、國家主權、國家統一、國家團結。當然,這些問題很重要,但是否一舉一動一呼一吸都需被上綱上線呢?自從2012年出現的結構性改變後,香港人情緒明顯地愈來愈低落,社會矛盾愈加尖銳,對立也代替溝通成為新香港常態。自始,身份認同問題也好,捍衛核心價值問題也好,漸漸由次要矛盾變成主要矛盾。特區政府是否明白,這些才是深層次矛盾,我們所關注,而非有沒有樓。

身邊不少朋友本來也是較務實的,不問世事或是專心養妻活兒,但突然間有一種覺醒,香港下一代會否還有核心價值?還有真香港人嗎?曾幾何時,街上沒太多金舖,香港人可以互相於小店開玩笑,充滿人情味。甚至facebook不久前還能暢所欲言,無需改名;當你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時,無需上綱上線,無需擔心因而失業;過關深圳時無需被查手機,無需因香港身份於內地媒體承受批鬥。當時兩地有一度相對健康的防火牆,互相尊重,非今時今日般,每個環境每個家庭都有一種群眾鬥群眾的局面。

今日台上官員、上位者不少都是老相識,也有私人交情,也曾十分尊重。不論是香港之子還是香港之母,大家都是香港人,為何剎那間似乎都失去香港人的智慧和價值觀呢?新一份施政報告,似乎又把問題根源指向房屋問題,但是否這麼簡單?人生存在於世,只追求安居樂業,其他價值觀都不存在?如果只是這樣,北韓是最快樂的地方嗎?否則,為何有些事情會被輕輕放下,是否缺了解決問題,甚至指出問題的勇氣呢?

我們好希望,屬於香港人的問題,可以用香港人傳統的智慧及方式,真正解決深層次矛盾。

香港人,努力加油。

沈旭暉

2019年10月19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

19/10/2019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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