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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簡介

GIST

主持人:陳顥之

《香港家書》
星期六 09:00-09:20 a.m.

編導:陳顥之、張鳳萍
監製:林嘉瑜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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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2020

理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潘智生——垃圾徵費倘重推應先行工商業廢物收費

*標題由編輯所加

三哥: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們,希望在新冠疫情中,你們都平安。

香港除了要處理新冠疫情外,最近有一件關於環保的事令我非常失望。就是由於時間不足,立法會決定在今個立法年度終止審議討論已經長達十五年的垃圾徵費條例草案。因為今年九月是立法會換屆選舉,所以草案的立法程序將需要在換屆後重新由零開始。

有些環保團體認為,雖然垃圾徵費「胎死腹中」,政府應在餘下任期,積極完善減廢配套,包括擴展「中央收膠」計劃,改善回收系統;同推動源頭減廢的政策,加快落實飲品膠樽等即棄容器的生產者責任制;並在下一個立法年度,盡快重推垃圾徵費草案。

政府亦就今次立法失敗回應,指會加大在廚餘、廢紙及廢膠回收方面的投資同宣傳,希望提升乾淨回收,在沒有垃圾徵費之下也能令香港減廢不停步。

我失望與焦急的原因是,政府曾在2013年發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藍圖的目標是,將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每日棄置量,由當時1.27公斤減至2022年的0.8公斤,即減少四成。但是環保署的統計顯示近幾年香港的人均垃圾棄置量連年上升,回收率連年下降,在2018年人均每日棄置量是1.53公斤即比2013年增加了兩成,證明垃圾量不減反升。未能通過垃圾徵費,令本港廢物問題雪上加霜。

你應該知道我的研究方向是廢物回收同管理,從學術的角度,我認為垃圾徵費是最直接同必須的經濟手段,誘使產生垃圾的人或者機構,減少或回收廢物,香港地少人多,用於垃圾處置的土地資源非常不足,所以這個措施非常重要。

今次未能成功通過垃圾徵費草案,可能是政府並沒有決心,在一個因為種種原因,民望低企的時候,開展新的徵費政策。同時,部份立法會議員因怕流失選票亦不敢支持徵費草案。畢竟任何新的徵費都不會受市民歡迎了,怎樣消減市民的憂慮同反對,須靠政府的宣傳及教育,同時政府要對一些弱勢,同貧窮的市民作出補貼。我亦不反對香港政府在未有垃圾按量徵費前,投放更多資源在補貼廚餘、廢紙及廢膠等廢物的回收,但是這些補貼不可能永遠持續,代替最基本的垃圾徵費政策。

其實我認為現時徵費草案所提出的收費水平對香港絕大部份市民及工商企業並不是一個過重的負擔,收費是提供誘因,減少生產垃圾,同時提供經濟動力,支援乾淨回收及回收製造業,促進現時非常注重發展的循環經濟。

在環保署的廢物生產統計數字中,我們知道過去數年,在社會事件同新冠疫症發生前,香港都市固體廢物中的工商業廢物的產生量增長得最快,從2013至18年間,工商業垃圾的棄置量増長了百分之四十八,比如我地很容易睇到一些速食食店,每日丟棄大量一次性食物包裝同餐具。反觀家居廢物的產生量比較平和,在同一期間它的增長量只有百分之五。所以如果要再次爭取立法通過垃圾徵費有關法例,為要減少反對聲音,同針對最大的廢物生產問題,政府可否考慮首先實施工商業垃圾收費,當時機成熟時才實施家居垃圾徵費呢?

另外,就廢膠樽問題,因為最近幾年全球油價低企,廢膠的價值非常低,如果單依靠市場運作,回收業不可能生存,政府補貼更多也不能解決,如果政府無新政策,廢膠問題恐怕將會成為全球性的污染問題。政府必須儘快落實生產者責任制,管理這些廢物的責任,應該歸還給生產者。聰明的生意人,理應想到更好的辦法去處置他們生產的垃圾。

三哥,希望你們在疫情過後,可以回港相聚。我更希望信中提到的香港環保問題能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解決。

智生

2020年6月27日

 

27/06/2020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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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06
2020
香港電台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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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琦——港區國安法或挑戰香港法治

主持人:陳顥之

*標題由編輯所加

 老朋友:

 多年不見,生活可好?

 

「港區國安法」的具體條文還未公佈,但是我身邊的朋友只有兩種反應:覺得憂慮和疑惑。疑惑的朋友,會對全國人大決定的文本提出一系列疑問:

 

首先,既然《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應該「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等行為,為何人大選擇繞過第23條而引用第18條,直接為香港立法呢?又為何採取「在當地公布實施」這種非常手段而不是正常的本地立法程序呢?

 

另一個關注是,《基本法》附件三是關於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可是「港區國安法」僅僅適用於香港這一地區又算不算是「全國性法律」呢?

 

還有本港法院的角色。本港法院可否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的權力,對透過第18條和附件三公佈在本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作出解釋?如是,可能會違反第1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這一規定。即使本港法院可對港區國安法進行解釋,會否因人大常委不同意或不符其意願而引致釋法?「決定」第三條亦指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這會否暗示司法機關要「配合」行政機關,亦是另一個疑問。

 

另外,「決定」第四條提出中央機關將「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那會是個什麼機構、會否有執法權力呢?它會否受本地法律約束、有無可能違反《基本法》第22條呢?

 

有意見認為,外籍法官不應審理同國安法相關的案件。這令人大惑不解。法官判案,都是按照事實及法律,跟國藉無關。香港終審法院有15名非常任法官來自其他普通法管轄區,如果這些外藉法官不能審理國安法案件,會否對香港賴以成功的司法獨立造成極大的破壞呢?

 

再者,《基本法》第39條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但「決定」没有提及港區國安法將如何符合公約。例如公約第15條保障刑事罪行没有追溯力,但人大常委制定的國安法會否凌駕第15條,從而利用國安法秋後算帳呢?近日亦有人指出,即使是公約下的權利,亦受制於「國家安全」這一考慮。可是,我們不要忘記,終審法院在多宗案例說明,任何侵犯個人權利的措施必須符合「相稱性」驗證標準(proportionality test)—— 即該措施必須追求一個合法目的、必須和該目的有合理關連、不得超越為達到該目的所需的程度,而且最終該措施的社會利益與被侵犯的個人權利必須取得合理平衡。

 

老朋友,我一口氣講了太多疑問,其實還未點題,近日有朋友正考慮要移民,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可能變天。港區國安法將急速通過,即使激烈的辯論一番後,最終人大還是可以利用「釋法」這尚方寶劍。須知國內政治凌駕法律,法律只是配合行政的工具,而且眾所周知,國內對「國家安全」的問題採取十分寛鬆及廣泛的定義,可涉及經濟、網絡、甚至學校、學術團體、宗教等等。

 

我兒子及他最親厚的人熱衷時事及政治科學研究,我丈夫是一個專責刑事的律師,他常常義助有需要人士打官司。在現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我摯愛的家人,還可以在相對低的風險下,爭取人權自由,但我都會憂慮,在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我至愛的家人,特別是我丈夫,會不會像國內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律師一樣,坐幾年牢後,還要受監視,同家人分開,幾經爭取才可回家。我和丈夫有幸在健全法治制度下的香港成長,我們受法治同公平制度的保障,得以自由、自主發展,亦以這理念教導我們下一代。年青的一代原本相信這法治制度可以保障他們的人權自由,現在他們親眼目睹港區國安法可能會無情地挑戰他們曾十分尊重的法治,甚至懷疑能否繼續保衛最基本的人權,更甚是可能要告別他們成長的家園,香港的下一代何去何從呢?

 

老朋友,我們很久沒見面,聽說你現在是移民顧問,下星期有空一聚嗎?

 

Anita

2020年5月30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

30/05/2020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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