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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簡介

GIST

主持人:陳顥之

《香港家書》
星期六 09:00-09:20 a.m.

主持:陳顥之、陳亮均
編導:陳顥之、陳亮均
監製:鄭婉薇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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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9/2018

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陳敬慈──立法保障僱員權利 將颱風過後的混亂化危為機

*標題由編輯所加

親愛的同學:

很遺憾,因颱風的關係,我們取消了一堂課。但是香港是一個精彩的城市,每天發生的事情,都是學習的好題材。就在上星期,我們談起了香港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盲信市場,政府對勞動力市場採取"積極不干預"的政策。這個星期,颱風山竹襲港之後,就是否應該停工的問題,就展開了一場有意義的辯論。

星期一那天,我從惠州回港,有很深刻的感受。在新興城市惠州,交通暢順,市容整潔。到了深圳市區,因有大樹倒下,出現塞車,所以到羅湖關口時,比正常多了一個小時。朋友說,星期日晚上,深圳主幹道的公共交通已經先行開通。回到香港,坐火車到上水,我卻經歷了一場從未經歷過的混亂。上水到大埔的火車停了,巴士服務還未有恢復,數以千計的乘客排隊等待的士。因周圍大塞車,私家車難以進入港鐵站附近的地帶。在微雨中,我等了三小時,才成功上了一輛車。

對於9月17日的大混亂,特首的回應是,停工不是選項,因為沒有相關機制,事件的嚴重性,未至於可以引用《緊急條例》停工。其實政府很有很多可以做,例如宣佈非必要崗位的公務員停工。也可以化危為機,將事件轉化為社會團結的機會,聯合工會和商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呼籲全面停工,讓市民留在社區,參與清理工作。和交通運輸公司協調,派出車輛,在主要車站疏導人流。遺憾的是,特首僅僅是建議僱主作出「靈活安排」。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更加表示,「在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特首也沒有權命令全港放假一天,更沒有能力負上社會停止運作一天的經濟損失」。

在談工作與職場政治時,我們討論了三種觀點,左翼批評資本主義制度,認為它將資本的利潤優先於人民的福祉;中間自由派主張政府對經濟進行適當干預,令工人的安全和福利等到基本保障;右翼保守派反對政府干預,認為市場自由運作,才能令最多人受益。我叫大家想一想,在香港的社會情景下,不同觀點的例子。湯家驊的說法,正是右翼保守主義的典型例子,受這種觀點的影響,香港的勞工保障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9月17日的一幕,就是目前香港的寫照。在周邊地區的政府採取積極有為的政策,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香港卻迷失在市場的迷思之中,找不到出路。年輕的一代,在思考社會出路時,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就是一個重要的起點。

在深圳,9月15日開始,啟動「防颱風I級應急」措施,全市實行「四停」: 停工、停工、停市、停課,部分企業到17日也繼續停工。在香港,在「市場至上」的原則之下, 政府無權宣佈颱風之後停工,事實上在8號或者以上的風球之下停工,也完全沒有法律的約束力,勞工處《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僅僅是一個指引。所以,很多工人,例如保安員和清潔工,在10號風球之下也沒有權利拒絕返工。對於返工的,僱主可以不支付的士費;沒有返工的,僱主可以克扣工資,甚至紀律處分。這些不公平的故事,長期隱沒在「自由市場,人人受益」的迷思之中。

9月17日的混亂未必不是一個好機會,痛定思痛,重新思考,我們要怎樣的社會。我認為,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威脅下,立法保障工人在天災期間及之後停工的權利,必要返工的崗位則必須有加倍的薪酬,已經十分迫切。 

你們的老師
陳敬慈
2018年9月22日

22/09/2018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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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UP
07 - 09
2018
香港電台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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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中梵修和不可漠視之公義

主持人:陳顥之


** 標題由編輯所加

家明:

上次跟你通信,原來是年半前了。近半年來,我正享用安息年假,離港專心寫作,沒想到收到你的來信。

你說得對,相信中梵即將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框架協議。對此,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公開表達憂慮,這與梵蒂岡高層的樂觀態度,形成強烈對比。作為教友的你,問我該如何看是次爭論。我認為,我們不應忽略協議背後涉及的深層問題。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梵關係走過曲折的道路。自中共建國以來,因著拒絕接受政治力量的操控,不少神職人員及教友受到政治衝擊,甚至被中共以「反革命集團」罪名拘捕。中國政府為分化在信仰上效忠教宗的教會, 在1957年支持「中國天主教教友愛國會」成立,並且在翌年,更違反天主教傳統,首次舉行「自選自聖」主教。此後中梵關係可說陷於歷史低谷。不過,不少神職人員及教友,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仍堅守信仰,展現無比堅毅的信德。

今天中國天主教形成的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並存現象,可說是這段政權干預宗教的歷史結果。家明,你是否仍記得我在課堂上提醒同學,要避免簡單的二元思維,即使在愛國教會內,仍有不少忠於信仰的教友。但同時我卻指出,愛國會及主教團作為中國政府扶植的愛國宗教團體,事實上是黨國宗教管理體制的一員,而非單純的宗教組織。這些愛國宗教團體的存在,說明黨國不容許完全獨立自主的民間組織,所謂「獨立自主」、「民主辦教」,只是一種偽裝的政治口號。政治權力以不同形式(當然包括主教的人選)掌控宗教事務,充分反映出中國宗教自由的殘缺。

是次中梵協議的爭論焦點之一,是中梵在主教任命問題上的共識,是否可以樂觀地理解為中國天主教會的合一?特別是,為了促成這個合一,要求長期為信仰受苦的地下教會作犧牲,是否合情合理?

協議容許教宗可以有權批准任命主教。但只要熟悉中國政教關係者都了解,中國政府絕不會放棄對宗教領導人的實質任命。因此,日後經過「民主選舉」及「中國主教團任命」這兩個程序送到教宗面前的名單,一定是經過統戰部及宗教局的「篩選」。雖然協議容許教宗作最終的委任,但獲得中方認可的主教,一定是在政治上安全系數極高的人選。

相對而言,梵方的讓步卻遠比中方為大。因為教宗需要寬免七位非法主教,甚至要求2位地下主教作犧牲,讓出教區主教的職分。此舉表面上是一種合一的修和,但對於半世紀以來一直堅持信仰的地下教會,卻是極大的傷害。沒有公義作基礎的修和,是否真正的修和?對於許多為信仰付上代價的神職人員及教友,如此犧牲,又教他們情何以堪?

更嚴重的是,協議將原來在黨國體制以外的地下教會送進「鳥籠」之內,需要接受中共宗教管理體制在各方面的控制。梵方消息人士期望,日後可以爭取擴大鳥籠空間,是否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近日甚至有梵方高層盲目地讚美中國,被視為討好中方的政治獻媚。這些為合理化中梵不對等協議而作的各種辯解,根本完全無視黨國控制宗教的政治現實。

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George B. Shaw)曾說:「理性的人改變自己適應世界;不理性的人試圖改變世界順應自己。因此,所有進步都依賴不理性的人達成」(“The 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the unreasonable one persists in trying to adapt the world to himself. Therefore, all progress depends on the unreasonable man.”)今天,對中梵不對等協議持異見者,一定會被視為不夠務實、不識大體、不懂策略;但所謂務實、大體與策略,真的能帶來好的改變嗎?信仰的理想,不是應該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嗎?其實,教會歷史已經給我們明確答案。

今天是大年初二,剛好踏進教會節期的四旬期。昔日主耶穌在曠野四十日,拒絕惡者的試探──不是為求存而讓石頭變成食物、也非為彰顯自己能力而試探上主,更不會為權柄與榮華而向惡者下拜。讓我們也在四旬期默念主的教導──「不叫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並切切為中國教會祈禱。

 

你的老師
邢福增
2018年2月17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

17/02/2018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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