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曾卓然、譚家齊、范永聰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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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在肇慶的時候，認識了一些北上南下的士大夫（讀書人），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戲曲作家湯顯祖。
湯顯祖（明嘉靖二十九年至萬曆四十四年，即1550-1616年），江西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出生於士大夫之家，從小便飽讀詩書，性格剛正不阿。二十出頭便考中舉人，進京赴考，卻因不願意阿附當時權勢顯赫的首輔張居正，結果兩次落第。直至萬曆十一年（1583年）即張居正死後次年，他考中三甲二百十一名進士。當時是三十三歲。
湯顯祖中了進士後，仍不肯趨附新任首輔申時行，被安排在南京任無實權職位，在職期間，與「東林黨人」顧憲成、高攀龍等人交往甚密。東林黨是一群不滿當時權臣當道，朝政敗壞的士大夫，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藉「爭國本」（即反對廢長立幼，阻止萬曆帝準備立愛妃鄭氏所生庶三子，支持立萬曆帝庶長子為皇太子，君臣爭持十多年）抨擊朝政，形成龐大民間輿論。萬曆十九年（1591年）湯顯祖呈上《論輔臣科臣疏》，揭發時政積弊，彈劾執政大臣，因而觸怒了皇帝，被貶謫為廣東徐聞縣典史（徐聞縣在雷州半島南端，典史是縣級官吏中最低級，屬九品之外的「未入流」品級，掌管緝捕、稽查獄囚等職務）。他南下赴任時途經澳門，目覩葡萄牙人商埠的異國風俗，得知有來自萬里海外的「番僧」，深感興。其後，湯顯祖調任浙江遂昌知縣，北上路過肇慶，得以拜訪利瑪竇，與利瑪竇談論天主教義理及佛法，利瑪竇不諱言「破佛立義」的觀點，而湯顯祖也坦白地將利氏的觀點在詩作「端州逢西域兩生破佛立義」及「偶成」兩首詩中：
其一
畫屏天主絳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
正似瑞龍看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
其二
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
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
詩中的「二子」就是利瑪竇和他的助手。而湯顯祖詩所提及的「天主」，正是利瑪竇對宙斯神的中文譯名。
湯顯祖在地方為官清廉，體恤民情，深得民心，但最終還是因不滿朝政腐敗，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棄官回鄉，在臨川建屋閒居，號「玉茗堂」，從此致力於戲劇和文學創作，終其一生。
湯顯祖一生共創作完整的戲劇作品四種：《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和《邯鄲記》。因劇中都有夢境的描寫，湯顯祖又是江西臨川人，故四劇合稱「臨川四夢」，作者晚年居所號「玉茗堂」，又稱「玉茗堂四夢」。湯顯祖詩、文、賦著述亦豐富，有《紅泉逸草》、《問棘郵草》、《玉茗堂全集》等刊本流傳。
他的戲曲創作打破前人範式，反對擬古和拘泥于格律，特別着重劇中人物的深情。他在劇中訴說：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蓋自鳳凰鳥獸以至巴渝夷鬼，無不能舞能歌，以靈機自相轉活，而況吾人？」
他更把在澳門所見所聞，寫在戲曲之中，例如在《牡丹亭》第二十一齣（幕）《謁遇》寫主人翁到了澳門，
【光光乍】(老旦份僧上)一領破袈裟，香山㠗裏巴。多生多寶多菩薩，多多照證光光乍。小僧廣州府香山多寶寺一箇主持。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以便迎接收寶官員。茲有欽差苗爺任滿，祭寶於多寶菩薩位前，不免迎接。
【前腔】(老旦)大海寶藏多，船舫遇風波。商人持重寶，險路怕經過。剎那，念彼觀音脫。(合前)
【前腔】天地精華，偏出在番回到帝子家。稟問老大人，這寶來路多遠？(淨)有遠三萬里的，至少也有一萬多程。(生)這般遠，可是飛來、走來？(淨笑介)那有飛走而至之理。都因朝廷重價購求，自來貢獻。(生歎介)老大人，這寶物蠢爾無知，三萬里之外，尚然無足而至；生員柳夢梅，滿胸奇異，到長安三千里之近，倒無一人購取，有腳不能飛！他重價高懸下，那市舶能姦詐，嗏，浪把寶船撶。
第二十二齣（幕）《旅寄》寫柳夢梅從澳門北上，經韶州、梅嶺到江西南安府，生病，吟詩云：
「香山㠗裏打包來，三水船兒到岸開。要寄鄉心值寒歲，嶺南南上半枝梅。」我柳夢梅。秋風拜別中郎，因循親友辭餞。離船過嶺，早是暮冬。不隄防嶺北風嚴，感了寒疾，又無掃興而回之理。一天風雪，望見南安。好苦也！
湯顯祖早年曾從泰州學派羅汝芳讀書（泰州學派源於王艮，他於嘉靖初年在泰州講學，主張「百姓日用即道」，學生多是社會基層人士，如農夫、樵夫、陶匠、灶丁等，強調「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雖被斥為異端，卻道出小市民的心聲）。其後又受反傳統的「奇士」李贄的思想影響，他讚賞李贄的學說，不拘泥於傳統，敢於表達個人直覺，讚賞「童心」，作品是「不思而至」的自然表現。湯顯祖認為「奇士」的作品自然出類拔萃。他對利瑪竇的新奇器物及思想深感興趣，與晚明思想新潮流關係密切。
利瑪竇在萬曆十七年（1589年）夏天定居韶州（今廣東省韶關市），至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春末離開，前往江西南昌，一共在韶州居留五年多。期間他改穿儒生服裝，以儒士自居，多次往來韶州、肇慶、澳門之間，結交不少路過的儒生士大夫，傳教事業有所進展。但在這數年內，他的助手麥安東修士，及石方西神父先後去世，萬曆二十二年七月，耶穌會派遣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1560—1640年）到韶州協助利瑪竇。郭居靜神父後來到上海、杭州傳播天主教，1640年在杭州逝世。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兵部侍郎（可能是浙江人孫鑛）之子因科舉應試失敗得了精神抑鬱症，派人到韶州邀請利瑪竇到南京治病。於是利瑪竇帶領兩個年輕的中國教友由韶州出發，北上前往南京。據利瑪竇記述，侍郎常邀他到自己的座駕大船，聽他講歐洲各地的情形。
到達南京之後，適逢日本侵略朝鮮戰爭（又稱「壬辰倭亂」）展開，明朝出兵為朝鮮抗倭，氣氛十分緊張，南京官府不願接待外國人，於是利瑪竇轉往江西南昌，直至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中，新任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從海南島上京途中經過韶州，郭居靜神父拜訪了他，王弘誨不僅答應帶神父們上南京，還說該年農曆八月十七日（西曆9月17日）是皇帝誕辰，可與神父一起上北京，向皇帝貢獻禮品。
利瑪竇一行人從南京沿大運河北上，到達北京，但因為朝鮮戰爭仍然持續，不許外國人入京，必須折返南京。利瑪竇等人得到王弘誨庇護，獲准在南京居留。萬曆二十七年2月6日，利瑪實抵南京城，寄寓承恩寺。同年農曆四月，朝鮮抗倭戰事取得全面勝利。
在南京，神父們的名聲大噪，達官貴人競相邀請。當中有南京刑部尚書趙參魯、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國子監祭酒郭正域（號明龍）、國子監司業楊道賓（號荊岩）、吏科給事中祝祿、江寧分守道吳中明、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汝訓、太僕寺少卿李本固、南京工部員外郎劉冠南，以及魏國公徐弘基（明初開國功臣徐達後裔），曾任京城太監總管被貶南京安置的馮保，曾在翰林院編修任上被迫辭職 回南京家居的萬曆十七年狀元焦竑等等，紛紛與利瑪竇交往。而以「狂放」聞名的狂士李贄，亦多次登門拜訪，李贄對利瑪竇的《交友論》大加讚賞。
另一位利瑪竇在南京結識的士大夫，是上海縣人徐光啟（1562—1633年），他在南京會晤利瑪竇，兩人一見如故。萬曆二十一年，當時仍然是秀才的徐光啟，在韶州任教，結識了郭居靜神父，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已經成為舉人的徐光啟赴南京拜見恩師焦竑，並首次與利瑪竇會面，他對利瑪竇的學識和品德十分仰慕，決心追隨利瑪竇學習天主教義及西方科技，並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在南京由耶穌會士羅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成為天主教徒，聖名為保祿（Paulus）。徐光啟是中國士大夫信奉天主教第一人。他在崇禎年間曾任殿閣大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