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在過往在雨傘運動等大型活動期間，警方與記協有就採訪安排保持溝通，但過去五個月的示威活動，警媒關係跌至冰點，甚至是一個對立的狀態。事件亦在11月3日的警方記者會再次升溫，當時有六名記者在頭盔上，展示「查警暴止警謊」的字句，警方在記者會上點名要求離場不果後，取消記者會。

翌日警方事後亦去信各記者代表的傳媒機構，認為有關記者影響其他專業記者採訪的權利，剝削了公眾接受警方信息。當時記協發聲明，指對警方的處理手法深表遺憾，促請警方盡快重啟溝通之門。

傳媒作為監察社會及政府的第四權，亦慢慢面臨衝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在10月22日，就警員遭惡意「起底」一事向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公眾和候選人查閱選民姓名和登記地址，記協有就相關事件採取法律途徑，禁制令最終在高院被判敗訴後上訴得直。楊主席指對判決表示遺憾，認為會影響傳媒作為第四權監察選舉是否公平。

事態不斷發展，而過往記協就不斷出聲明譴責警方，但都未有見到情況有改善，到底不間斷出聲明及譴責有冇用？有公民記者、學生記者被捕，記協都未有表態，是否代表唔會就相關事情出聲？

在《反修例》風波期間，網上流傳關於記協記者證資格的流言，說記協申請記者證是「特別降價優惠」、「完全沒有門檻」等，雖然記協作出澄清並強烈譴責不實謠言，但面對警方指「假記者」的指控，政府、警方、還是記者本身，有資格決定哪些人是「真記者」底或是「假記者」？作為《眾新聞》的主筆、記協主席的楊健興，又如何看公民社會需要人人做記者參與前線記錄？若有必要，法例上又可以如何配合，記協又可以如何跟警方再「針針佢」？本身是《立場新聞》的記者、記協執委的陳朗昇，又點睇香港新聞界甚或政府，對公民記者的定義又是否故步自封呢？

有請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