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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景變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論(1996-2018)》(上)|嘉賓︰鄒文律(作者)

     
    【開卷樂】《城景變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論(1996-2018)》-資本塑造的都市發展


    1997年,香港回歸,此後二十多年間,這個城市風景變了多少?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鄒文律以「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作為研究主軸,撰寫了《城景變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論(1996-2018)》,與讀者一同了解一班香港年輕作家對我城的情懷。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是怎樣的概念?鄒文律指,包括潘國靈、謝曉虹、韓麗珠等的這群作家都是在1997年之後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同時也有類近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他們在香港接受基礎教育,於本地大學完成學位課程,長時間居住香港,經歷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和城市化急速發展,見證回歸前後香港的城市面貌各種變化。鄒文律在書中提及雷蒙.威廉斯於《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的「情感結構」:「每一個時代的人皆有其獨特的社會經驗與社會關係,他們並同感受到的情緒與經驗,將會凝結在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中,並可以通過該時代的文學作品找到踪跡。」他強調文學當中精神狀態和氣質並非與思想對立,「容許個別經驗差異的同時,會在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穩固而明確的模樣,以及深層的共同性。」

    《城景變幻》一書分了數個章節,包括從「我城到i城」談資本主義對城市空間的塑造;「鯨魚至我城」由可洛《鯨魚之城》對我城的重塑;「在商樓與商場之間」研究作家們筆下的超密度城市空間;「情感何所依」分析市區重建帶來的情感斷裂;「消逝的自然」闡述城市和自然的角力;最後以作家們的訪談錄作結。

    鄒文律舉例說,鐵路上蓋住宅,再配以商場,成為香港城市發展的一種模式。香港地方有限,唯有向上發展,以獲取最大資本,因此逐漸以高樓大廈、大型商場取代舊社區建築和街道。惟自九十年代開始,社會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書中提到可洛《鯨魚之城》中的愛情故事——阿果想與阿安一起去碼頭道別,換來的是阿安斷然拒絕,阿安認為清拆舊碼頭,重新興建美侖美奐的商廈才能展現五光十色的都市魅力。鄒文律指,小說中隱含作者對拆建式發展是香港未來唯一選擇的疑慮。李維怡於2006年寫的〈聲聲慢〉,故事講述了灣仔的舊區重建。家人認為接受賠償遷出可以改善居住環境,但主角中學生的小碧卻覺得離開爺爺一代開始居住的地方,如同放棄多年來建立的鄰里關係和人情味。

    小說故事當屬虛構,然而情懷卻是真摯。當細味這些青年作家的小說,就有如親歷一個個香港城市發展的故事。

    27/04/2024 - 足本 Full (HKT 20:3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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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欽天監》(下) | 嘉賓︰劉偉成(香港作家)

    主持人:馮傑、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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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欽天監》(下)— 一言道破玻璃心

    「我們總是愛把簡單的事情弄得複雜,我們抬頭看天,天就是天了,天是沒有國界的,沒有國族,星斗滿天,叫星宿,可不是叫星族。」西西新長篇小說《欽天監》訴說了主角周若閎的成長故事。他父親曾於晚明欽天監工作,周若閎耳濡目染下,年幼便跟隨父親學觀星,到後來考進了清廷的欽天監,向西方傳教士學習數學、幾何、西方曆法及星象等,直至退休歸隱,也就是清朝時中國知識份子的縮影。抬頭仰望星空,背後牽涉的是一系列人事、權力在時代洪流的糾纏。


    知識份子尊嚴受創

    西西用了很長篇幅去寫中西思想對天的觀察。中國的「欽天」有敬天之意,乃至漢朝董仲舒的精神天。中國人對天的認識有限,對天存在敬畏,古代的欽天監正是朝廷為理解天文地理而設的部門,可惜官員知識能力有限。有一次京城發生大地震時,書中提到 「福伯說,上天發怒,不久就有大災難囉。父親聽了,搖搖頭,沈吟說:應該有預兆,為什麼沒有。」

    自古以來,中國自詡為天朝,視其他部族為夷狄,但面對西方先進的科技傳入時,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受創而質疑自身,但礙於面子問題卻不承認。西西婉轉地點出當時中國人的自負與玻璃心。明末清初時,西方傳教士的豐富知識遠勝中國,傳教士亦深明要保存中國人面子的道理,如利瑪竇傳播西學時,面對帝權統治,逐漸學會讓步,以尋找傳教士的生存空間,甚至容許中國教徒祭天祭祖。西西在書中引用利瑪竇《中國札記》:「先要謙遜盡公民之職,然後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書中提及耶穌會士南懷仁講授《坤輿萬國全圖》時言:「地球是圓形的,在圓形的表面,沒有中心點。全世界的國家,沒有一個位於中心,也每個都位於中心。中心,只能當作東南西北的參照。」


    時代保守不容許開放

    康熙皇帝重視西方知識及工藝,甚至有一所皇帝專用的「玩具廠」,收藏各式西洋玻璃、眼鏡、自鳴鐘等等新奇有趣的發明,也意味當時西方科技較中國更勝一籌。此外,全書花了很多篇幅講述周若閎學生時向西方傳教士求學,可惜面對大時代下,保守的思想仍然存在,到後期乾隆禁教,足以證明中國至上以下,也沒有開明地接受外來文化。開放的思潮始終受到皇權、時局所限。

    周若閎和同學寧兒一方面接受中國傳統欽天監的教導,另一方面又向西方傳教士虛心學習,最終在欽天監由學生成為老師,也成為了中西方知識場角力的夾心層。他們見多識廣,不滿當時保守的教育風氣並作出批評。「例如古人的《步天歌》,文字淺易,又押韻,是為了方便民眾學習,可是一直收藏起來,只容政府的天文官員閱讀,不准外洩。」如康熙曾下旨指示官員修習外語,不過並沒有確實執行,也沒有成立相關的外語部門。寧兒提到自己在浩瀚星空下感到渺小,認為西洋傳教士擴闊了他們的眼光,「我難以理解有些很有學問的士大夫,引經據典,要證明這一切進步的科技我們古已有之。不單這麼說,更認為都源自中國,連康熙皇帝也這麼說。我看過皇上參與編寫的《三角形推算法論》,其中認為西學是中國古人流傳出去的,是禮失而求諸野。拍馬屁的士大夫,奉承這是天大的創見。」

    香港作家劉偉成特別提到,中國近代史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的著作《西學東漸記》、《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正正反映中西頻繁接觸,思想及文化融合背後,中國人心理上對於傳統文化及知識的掙扎及反思。就如寧兒所說,每個人只是無垠宇宙裏的微塵,在歷史洪流中,尤其顯得渺小,但也只能夠緊守崗位,勇敢且盡力地做應該做的事,正如西西書中最後道:「人世匆匆,有什麼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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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6/2022 - 足本 Full (HKT 21:30 - 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