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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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利瑪竇在南京獲得吏科給事中祝世祿的幫助，以朝貢的名義，獲得批准往北京的證件。5月18日，利瑪竇偕龐迪我神父和鍾鳴仁、游文輝兩修士及四名僕人，乘搭駐守南京的劉太監官船，啟程前往北京，郭居靜神父留在南京。
利瑪竇一行人沿大運河北上，路過山東濟寧時，拜會了曾在肇慶任職的漕河總督劉東星，並再次遇到劉總督的朋友著名學者李贄。利瑪竇在南京時曾與李贄會面，李贄對利瑪竇學識淵博十分敬佩，稱讚他的品格勝過大多中國士人，他在湖廣講學時，向學生推崇利瑪竇的《交友論》；而利瑪竇稱讚李贄「極標準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
李贄是福建泉州人，別號卓吾。他公開以「異端」自居，經常發表公然挑戰傳統儒家士大夫價值觀和禮俗秩序之言論，認為當時官方所尊崇的儒家程朱理學（宋朝學者程頤、朱熹所提出的重視綱常禮教學說）是僞道學，稱道學先生為「鄙儒」、「俗儒」、「腐儒」，斥其「陽為道學，陰為富貴」。他認為表面尊崇儒學官吏，其所作所為是「不操戈矛之強盜」「吃人之老虎」。
李贄主張男女自由婚姻，稱讚卓文君、紅拂女等女子之善於擇配，但又讚揚某些遵守傳統「婦德」的行為。他又主張創作必須抒發己見，從「絕假純真」之「童心」出發，反對「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曾評點多《水滸傳》《西廂記》等。
李贄的「狂放」，在不少當權的士大夫、大臣心目中，是「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加以斥逐。李贄與利瑪竇在濟寧會面之後，應朋友的邀請入京，卻被錦衣衛緝捕，投入獄中，並銷毀其著作。萬曆三十年（1602年），李贄以剃刀自刎死去。
離開濟寧之後，利瑪竇一行到達天津，在天津逗留了三個月。天津官員檢查利瑪竇行李時，發現耶穌死難十字架，認為利瑪竇等人「行蠱」，欲加害皇帝，把利瑪質等投入監獄。幾經周折，萬曆皇帝得知利瑪竇等人要呈獻他一座自鳴鐘，便准許他們進京。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1月24日利瑪竇一行終於抵達北京，向皇帝呈獻自鳴鐘、西洋琴、《萬國圖志》等禮物，這年利瑪竇是49歲。
然而，北京禮部只許利瑪竇等人居住在四夷館，並且認為外國國人不宜久居京城，要求皇帝驅逐離京。但奏疏留中，幾個月後，皇帝通過大太監傳話，不僅允許神父們留下，還每月發八個金幣的補貼給神父們。原因是需要神父們維修自鳴鐘。5月28日，神父們得以遷出四夷館，租貨民房居住。
自此之後，利瑪竇結識了不少朝廷大臣，例如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吏部左待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琦，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光祿寺少卿李之藻等，其中李之藻成為利瑪竇重要信徒之一。據稱，李之藻開始師從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但不願信奉天主教，其後李之藻在北京突患重病，李以為必死，留下遺囑，利瑪竇「朝夕於床笫間，躬為調護」，於是皈依天主教，聖名良（Leo），將家中供祀的佛像毀棄，換上耶穌像，奉行一夫一妻，決心休離侍妾，正式受洗，與徐光啟、楊廷筠並列為「中國三大天主教柱石」之一。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初抵達北京，到萬曆三十八年（1610）5月3日在北京病逝，在北京居留九年半。在這九年多期間，利瑪竇一行人一方面結交北京的大臣、官員、士大夫，藉着他們的科技知識，以及對中國儒家學說的尊重，取得中國士大夫的信任。另一方面，致力於傳播天主教。利瑪竇在傳教時，尊重中國文化傳統，不禁止信徒祭祀祖先，容許奉教的讀書人到孔廟祭祀孔子，消除信徒的顧慮，同時，在翻譯天主教經文時，採用儒家經典的語句，使中國信徒感到親切。
利瑪竇在北京的時期，正值明朝政局波濤暗湧：萬曆皇帝的皇后王氏無子，而宮女另一王氏誕下庶長子，但皇帝寵愛鄭貴妃，希望立鄭氏所生的庶三子為太子（庶二子早夭），但朝中不少重臣及士大夫、儒生堅持皇帝必須依照儒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禮制，立長子為太子，歷史上稱為「爭國本」。支持立長子的大臣、儒生聚結成「東林黨」，與萬曆帝展開持續十多年的激烈抗爭；一些支持萬曆帝立愛子的大臣，結為「非東林黨」，與東林黨人水火不容。利瑪竇作為外國人，雖然感情上與東林黨人接近，但與大臣交往時，小心翼翼，避免捲入政治鬥爭漩渦。
萬曆三十二年（1604）四月，利瑪竇在南京結識的儒生徐光啟高中進士，開始在北京任官，從此不斷利用閒暇時間協助利瑪竇撰寫中文譯著，為《天主實義》、《交友論》在北京再版，又翻譯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
）的《幾何原本》。
利瑪竇把他與十位中國士大夫交往時，討論宗教哲學和人生觀問題的問答，記錄成書，稱為《畸人十篇》，手稿被士大夫所傳抄。該書與《天主實義》是姐妹篇。十位士大夫是李戴、馮琦、徐光啟、曹于汴、李之藻、吳中明、龔錫爵、郭敦華及其他二人。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萬曆帝批准利瑪竇在北京城南宣武門內建屋居住，這地方後來成為天主教傳教士在北京城的重要據點，至今仍然存在，稱為宣武門天主堂，但現有建築物已經過清朝多次重修，非利瑪竇時代的面貌。
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瑪竇在北京遇到一位從河南省開封城上京赴考的士子，姓艾名田，他告訴利瑪竇開封城內有一群信奉「挑筋教」的人，其經典內容與天主教《舊約》相同。這群人的祖先來自西域，在宋朝已經定居開封，最初稱為「一賜樂業」。利瑪竇派人到開封探訪，開啟了探索猶太人在中國的歷史。
萬曆三十六年（1608）8月，利瑪竇被明神宗傳召入宮，呈獻六軸十二幅《坤輿全圖》，並命隨時可進宮調校時鐘。因此得到皇帝信任。
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
2月15日，利瑪竇向耶穌總會彙報來華傳教團情況，指出在華傳教滿懷希望的八個原因。主要提到：學 問備受尊重，儒教雖不關心超自然的事，但倫理觀點“完全與我們一致”，同時，利瑪審還指出，要爭取明朝皇帝恩准天主教大規模在中國傳播根本是不可能的。
8月22日，利瑪竇在致歐洲的信中談到中國皇帝命其獻十二幅綢印《坤輿萬國全圖》。
9月，利瑪竇開始編寫逐年大事記（即利瑪竇中國劄記），其中有中國各耶穌會居留地的彙報和他自己的筆記。是年獲准在太監和官員陪同下到城牆上行走。
1610年（明萬曆三十八年） 5月11日利瑪竇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五十八歲，萬曆帝御准下葬於北京阜成門外二里溝墓地。至是年，中國內地天主教徒已發展至二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有學問的明朝高級官員。
利瑪竇去世之後，耶穌會任命龍華民神父（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5）繼任駐華傳教團教長。龍華民一反利瑪竇尊儒傳教的正確路向，認為「祭祖尊孔」違背背天主教義，天主教徒不應參加。此舉引致明朝大臣接連向萬曆帝上書，主張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使傳教處於困境。
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同治三年中，清朝依靠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人大臣所組建、指揮的湘軍、楚軍、淮軍等地方軍隊，剿平太平天國，收復南京、蘇州、杭州等經濟重心。同時，向英國、法國求和，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割地賠款，讓出更多商貿權利，外國人在中國享有更多特權，以換取和平。幼主同治皇帝返回北京，慈安、慈禧兩宮太后垂簾聽政，皇叔恭親王奕訢執掌朝政、主管外交。然而，清朝的政局，仍然動盪不安，民間反抗勢力依然強勁。
在中原大地的黃淮大平原上，即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等省相鄰的廣大農村，自古以來，村民組織練武團體及迎神賽會，每一個小團體稱為一「其中捻」，少則幾個人、幾十個人；多者大概二三百人。成員多數是貧窮農民，每到災荒之年，一些没有活路的農民，聚眾鬧事，稱為「捻黨」或「捻匪」，所謂「居者為民，出者為捻」。
咸豐年間，太平天國氣勢興盛時，不少捻黨起兵響應，其中以安徽亳州（音薄，不是毫字）雉河集一帶的捻軍在張樂行的領導下聲勢最盛，分為五旗（黄白红黑藍），張樂行被推為「五旗盟主」，在安徽北部、河南東部、山東南部農村串連，襲擊官府、搶掠富戶，咸豐七年，張樂行接受天平天國「梁王」封號，但捻軍行踪飄忽不定，騎兵在皖、豫、魯、蘇、鄂、陝、晉、直（冀）八省馳騁縱橫十餘年，極盛時總兵力達到二十萬。清朝官兵束手無策。
太平天國平定之後，清朝可以全力對付捻軍。1865年清朝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攻伐捻軍，中伏被全殲。慈禧太后決定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統率湘軍、淮軍及其他部隊鎮壓捻軍。曾國藩提出重點設防、設立馬隊、修築圩寨等一套「以靜制動」的攻捻方略，以及「聚兵防河」的計策，利用地形，「畫河圈地」，分戰區為東、西二捻，左宗棠負責攻伐西捻，李鴻章負責攻伐東捻。
1867年底，東捻軍被圍困於黃河南岸、大運河東岸夾角地帶，最後為淮軍李鴻章、劉銘傳所滅；1868年8月，西捻軍被圍困在黃河、運河、徒駭河之間，被楚軍左宗棠猛攻，全軍覆沒，首領張宗禹不知所終，捻軍至此徹底覆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