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市民：
這次是我最後一次以立法會主席的身份執筆寫這一封家書。
幾天後，我將會卸下肩負了21年的議員職責。回望這段旅程，我感到非常光榮，同時滿懷感恩——可以說是走了一趟因貢獻香港而豐盛、因服務市民而圓滿的奇妙之旅。
香港不僅是我的家，更是孕育我成長、賦予我機遇、成就我人生的根。
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出生。我親身經歷了戰後香港的奮鬥歷程，從百廢待舉的小城市，進化為百業騰飛的亞洲小龍，之後投身貢獻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潮流，更成為舉世矚目的國際金融中心，再到今天，適逢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加速演進，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擔當着獨特角色。這條極不平凡的發展路，我有幸參與其中。
七十年代，我大學畢業後就投身家族事業。家父一生勤奮踏實，時時叮囑我：「生於斯，長於斯，必須回饋這片土地，把更好的香港交給下一代」。憑着這份奉獻精神，我逐漸從工商界的實業耕耘，轉向投身各項公職服務，代表工業界發聲，協助業界升級轉型，回饋香港。
沙士疫情後，我得到業界支持，從2004年獲選為立法會議員；到2016年至今9年，更獲議員支持成為立法會主席。
在立法會，我很高興參與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工作，亦有幸帶領立法會，特別是建制派議員，一起無懼、無偏、無私奉獻地協助中央和特區政府克服新冠疫情、令議會回復理性、完善選舉制度，以及成功處理不少老大難的問題。行政立法關係良性互動達到歷史新高，去年更同心同德，完成延擱了27年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立法會也史無前例地加強自我監督，引入新的《立法會議員守則》，完善履職機制，讓議員更好地履行憲制職能。
轉眼間，在立法會已經21年，我深深感受到，擔任議員是一份使命。我在從政路上經歷了高山低谷，順流逆流，但無論任何光景，驅使我繼續前行、永不言倦，始終是「將更好的香港交給下一代」的初心。
我很感謝立法會秘書處，一直為議員提供全面而專業的支援，是議員的緊密夥伴。作為立法會主席，我一直與秘書處合作無間，即使面對的挑戰有增無減，秘書處總是敢於突破，與時並進，盡責建言，為我提供所有可能的選擇，讓我全面考慮，作出最佳決定。
秘書處已經為第八屆立法會候任議員舉行了簡介會，協助他們熟習議會運作，盡快「埋位工作」。我與候任議員分享經驗時，特別提到議員任重道遠，不是「打份工」，不是為自己個人榮耀去做，而是以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為依歸；亦要虛心學習，才能夠貼地服務市民。這不只是我作為現屆立法會主席對新一屆議員的期望，相信也是國家和全港市民對立法會的殷切期望。
新一屆議員甫上任就要處理許多重要工作。行政長官已表示，政府會在新一屆立法會首次會議，提出議案討論如何支援大埔火災的善後重建，推動制度改革。另外，財政司司長已展開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公眾諮詢。議員須要協助政府擬備一份穩健務實、為香港妥善謀劃未來的預算案。
2026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習主席已囑咐香港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些是國家開給香港的考試題，也是國家支持香港發展更上一層樓的黃金機會。
立法會作為特區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責任協助特區政府準確把握發展方向，出謀獻策，回答好試題。我深信，新一屆議員會憑着他們的專業知識、寶貴經驗、人脈和資源，對市民、業界和香港的了解，在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的前提下，發揮立法會的獨特憲制職能，全面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推動香港變革創新。
變革往往蘊含不同的發展可能。香港是成就夢想，機遇處處的地方。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城市，有引以為傲的法治傳統，又是最開放的城市，資金、資訊和人才自由流通，中西文化交融，加上位處亞洲的中心，「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都是香港得天獨厚的獨特優勢，一定要倍加珍惜，用心發揮。「一國兩制」是國之所需、民之所向、香港之所依，必須長期堅持。
立法會廣場近年種了很多粉紅色簕杜鵑，簕杜鵑開花期長，色彩燦爛，又能適應不同環境，生命力強。看見簕杜鵑就好像看見香港，朝氣蓬勃，適應力強，頑強奮進。
香港的發展道路從來都不平坦，過去如是，未來亦會如是，但香港人往往能夠在不平坦的路上頑強奮進，不斷突破自己。我祝願香港人繼續以這份自強不息的精神，成就更美好的香港，將更美好的香港交給一代又一代，成為國家富強、繁榮長青不可替代的力量！
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2025年12月27日
親愛的香港市民：
大家好！每年11月第二個星期六，是香港的「器官捐贈日」。我想在這裏，先向那些在生命最後一刻，仍以他們最大的愛去成全他人生命的器官捐贈者和他們的家屬，致上我最深的敬意與感謝。因為他們的一個決定，能夠讓無數病人重獲新生、重新呼吸、重新擁抱家人。他們所付出的，不只是他們所捐贈的器官，而是一份愛、一份勇氣，也是一個延續生命的奇蹟。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擁有博愛寬容的心，也承載中華文化的仁義精神。然而，當我們與國際數據比較時卻發現，我們的器官捐贈率在亞洲甚至全球都屬非常低。這並非因為香港人不願意助人，而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制度上的不足、以及社會教育的缺口，讓這份「願意」往往無法成為行動。
器官捐贈有著一條漫長和複雜過程的道路，從開始由病人與家人對器官捐贈的想法到最後的決定、和病人是否適合成為捐贈者、醫護能否即時配合、到最後捐贈的器官能否安全移植到病人身上等等，當中牽涉醫學、法規、行政與人心的協調。任何一個環節出現變數，都可能令希望變成失落。而這當中，由「人」到「制度」我們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市民方面，仍然有好多人抱着要「死後留全屍」的保守傳統觀念；有人誤以為捐贈會影響身後尊嚴，有人忌諱談論死亡，亦有人雖有意願去捐贈，但卻一直還未在捐贈名册登記去表達他們的意願。
醫療方面，忙碌的臨床環境、人手和資源短缺、及技術配合的時限，都可以令捐贈與移植的銜接困難重重而出現問題。
在政府方面，雖然現時有自願器官捐贈登記平台，但欠缺一個能統籌整個器官捐贈的專責機構去全盤領軍和推動這個複雜的事情。當中包括持續教育、統一協調、相關政策的制定及決策。缺乏一個統籌的機構，自然令到整個體系流於分散，難以暢順運作從而得不到理想的效果，而長遠也缺乏有需要制定的長遠發展。
我希望能夠改變香港社會在這方面的態度和文化，從而改善器官捐贈。基於以上的情況，我從以下三方面作出一些建議：
第一，成立一個獨立而具實權的機構，統籌全港器官捐贈與移植，包括教育、宣傳、跨部門協調及醫療支援，讓各方努力不致分散。
第二，從教育入手。學校以生命教育的形式向學生介紹捐贈的意義；社會則以正面、溫暖的方式重新塑造對「捐贈」的理解。好讓大家從另一個角度去睇，死亡不是終結，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接力。改變香港守舊的傳統觀念和文化，如「死後要留全屍」亦都不是一個必要的守舊思維。
第三，推動由「自願捐贈制度」改為「預設默許制度」。現時自願捐贈制度存有盲點，由於許多市民雖有心捐贈，但因沒有在登記名册上登記，而最後令家屬陷入要代為決定的困難局面。試想當親人突然離世、在情緒激動及悲傷之下，但事前亦沒有明確的指示，家屬只好選擇保留而不作捐贈，於是捐贈的機會往往因此流失。
「預設默許」是一個市民可以有選擇的機制。我們既可以讓不願意捐贈的市民選擇退出捐贈，同時亦能夠令那些有意捐贈的市民不再需要刻意去登記為捐贈者，而他們的意願還是可以得以落實。若我們能改為「預設默許」機制，這將是推動整個社會大愛文化的關鍵一步，亦可以是香港市民大眾之福。
在我的工作裡，我見過太多無助的等待，遠多於見到一些奇蹟的出現。因器官衰竭而長期靠機器維生的病人，當他們在移植後能夠重獲新的生命、重新擁抱家人那一刻，說：「我感覺我的身體裏有著兩份愛和生命存在。」這句話，其實說中了器官捐贈的真意──生命可以共享，愛亦能在陌生人之間傳遞。
香港人從不缺乏愛，只是需要更多被理解與被引導的機會。當制度完善、教育普及、社會共識形成，器官捐贈將不只是醫療議題，而成為一種城市文化，一種讓生命延續的信念。
親愛的香港市民，我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用「捐出器官」這四個字去代表分離，而是用「傳遞生命」去表達愛的延續。
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主席
何繼良醫生
2025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