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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景變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論(1996-2018)》(下)|嘉賓︰鄒文律(作者)

     
    【開卷樂】《城景變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論(1996-2018)》(下)-市區重建的無情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鄒文律以潘國靈、謝曉虹、韓麗珠等的這群在1997年之後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的作家作為研究對象,撰寫了《城景變幻》一書,記錄了他們如何以小說,寫下這座城市的發展。

    鄒文律提到香港以「垂直都市主義」進行大型發展,一是在鐵路站上建基座置放商場,再在基座上興建大廈,二是在較小的市區更新項目中建築高基座,再配以商場與商樓。如書中提及陳志華的短篇小說〈O城記〉:「我眼下的O城,是個高樓密布的城市,有數不清的購物商場。」一同由陳志華寫的〈木偶之家〉,主角羅拉是生活在4826號商場的木偶,她醒來之後希望離開商場到外面的世界,但誰也不告訴她商場的出口,直到遇上了黑色娃娃服的少女。羅拉問商場以外的世界,少女回答:「都是商場啦。只是編號不一樣而已。」少女曾言城市人愛逛商場,「商場氣候宜人,有空調,又不怕風吹雨打。我們可以在這裡出生,然後在這裡老死,多好啊。」可洛《鯨魚之城》亦言不單是老年人,連年輕人也喜歡躲在商場內。

    香港空間有限,市區重建是其中一種城市空間發展的方向。鄒文律在書中引用了加拿大地理學家Edward Relph所提出的「無地方性」:「地方匯聚了人類和自然的秩序,是人生在世的經驗和意向聚焦之處,個人和社區認同的重要來源,對人而言充滿了意義和深厚的情感連結。然而,當某個環境與其他環境變得相似和單一,缺乏獨特而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讓人的情感依附其上,讓人對該地方產生認同感,便會構成某個環境的無地方性。」鄒文律言情感記憶的依托遠超於物理空間的建造,市區重建非簡單二元性「拆與不拆」,而是由居民生活取向、足印、感情眾多元素組成的展現。書中提到李維怡依據自身經驗寫成的短篇小說〈聲聲慢〉,故事講述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引發的爭議,描述受市區重建影響的中學生小碧一家和鄰居對重建的感受。

    同樣以市區重建為題材,可洛的小說《幻城》中的〈守城人〉,主角林守明長年居住在觀塘裕民坊,在機緣巧合下進入自己創作的小說中,與小說人物一同對抗「鳥人」。小說中地區色彩豐富的舊區被拆除,改建成單一水泥基柱,以支持「幻城」向高空發展,留守者亦試圖阻止小說中的政府改建「心水寶」。鄒文律言,這些想像展現了作家對現實的期盼,「保育舊區文化,拋棄以逐利為本,造成無地方性的市區重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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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信片中的日佔香港影像》| 嘉賓︰張順光、陳照明(作者)

    主持人:鄭政恆、馮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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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卷樂】一片時代的見證--《明信片中的日佔香港影像》


    寄明信片,曾經是去旅行的指定動作,憑著一張紙品,可以將旅行風光分享給遠方親友。現在每人手中都有一部智能手機,可以即時上傳沿途美景,明信片便慢慢地退流行了。從前,除了為一趟旅程作留念,明信片也能為時代留下見證,尤其是在艱難的歲月中,即使是一張紙片也來得異常珍貴。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張順光回憶起三十年前,曾與朋友一起舉辦為期三個月的明信片展覽,想不到一場志在分享愛好的活動,居然讓香港興起了明信片收藏熱潮!當年不但得到各大報章宣傳,展覽場地也天天出現人龍。展覽後,張順光將收藏品出版成書,那本書又啟發了不少人,加入明信片收藏行列,其中一個就是陳照明。三十年後,張順光與陳照明這兩位因明信片而結緣的收藏家,共同出版了《明信片中的日佔香港影像》,與大家分享珍貴又富有歷史價值的收藏。


    日佔時期的香港印象

    1992年,張順光與兩位朋友以「20年代的香港」為題準備展覽。張順光說:「1920年代的香港很美麗,與上海是Twin Cities,當時的建築物很有代表性。」二三十年代的香港是充滿生氣的魅力城市。可是到了40年代,日本佔領令整個城市變了色調。張順光分享說,在收藏界,「日佔時期」的收藏品具有獨特價值,除了當時家家戶戶也被逼換購的軍票之外,即便是一張相片、甚至一張單據,收藏價值也十分高。2021年是抗日戰爭80周年,張順光與陳照明特意出版了《明信片中的日佔香港影像》,收納了由戰前,至戰爭中期,以至1945年戰後共一百二十多幀明信片。兩位作者稱,蒐集這批明信片難度非常高,一來是因為戰爭時期大部分平民忙於保命,物品的保存也來得困難;二來在戰爭時期,所有明信片也是由日本官方出品,不輕易落入平民手上;第三是因為戰後香港交回英國管治之後,殖民政府也不想保存這些不光彩的物品。因此,這些記錄了香港40年代面貌的明信片很難找到,收藏家由日本鄉鎮以至世界各地洽購收集回來。「80年後仍在市面上見到是很幸運的」,張順光感慨地說。


    充滿政府意識的明信片

    世上第一張明信片於1869年由奧地利郵政局發行,後來逐漸在歐洲以至全世界興盛起來,成為讓遊客、商人及船員購買的紀念品。明信片的誕生是為了與人分享風土人情以至歷史文化,可是到了戰爭時期,明信片便成為政治宣傳品。明信片在日語稱為「繪葉書」,1904年的日俄戰爭是日本明信片的轉折時刻,為了動員全國民眾投入戰爭,日本政府大量發行以日俄戰爭為主題的明信片,更逐漸成為美化戰爭的工具,軍方對軍人寄回國內的明信片由圖像以至書寫內容也加以審查。這些明信片所展現的,都是日軍佔領地的繁榮美好,例如攝於彌敦道的明信片,畫面是日本士兵牽著小孩過馬路,暗示皇軍珍惜人民的一面。張順光稱,這些照片如「劇照」一樣地擺拍,相信是經精心設計的官方宣傳品。除了照片之外,當時日本會派畫師在前線當隨軍畫家記錄戰爭,甚至繪畫出香港政府向日軍投降的情景。然而當時的畫師會美化所見之景象,所以在收藏的角度,照片價值較高。

    書中這批明信片帶讀者由日本角度看香港,未能反映當時民間苦況,但仍然記錄了不少當時香港的城市面貌和社會環境,極度珍貴,值得大家慢慢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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