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偉國、譚家齊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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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勵精圖治，開元年間（公元713年~公元741年）把唐朝的繁榮盛世推進到了頂點。所用宰相，先後有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紘、 杜邏、韓休、張九齡等，堪稱一時名流，各有所長，都能直言諫評，富有史革新精神，因而開元時期政治淸明、經濟繁榮，被後人譽爲盛世。
首先，恢復貞觀時期「以寬仁爲理本」的法治原則，廢止武則天時期的酷吏政治和嚴刑峻法，表彰用法平直的官員。據記載，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全國判死刑僅59人，大理寺獄院裡一片冷落景象。可以說達到了「以寬仁爲理本」成效。其次，是體現輕徭薄賦原則的檢括戶口和賦役改革。唐承隋制，繼續實行均田制以及與此相配套的租庸調制。由於社會條件的變化，均田制在唐朝逐漸成爲一紙具文。而依附於均田的租庸調便發生問題，首當其衝的是逃戶增多。唐玄宗試圖在局部地區對逃戶採取檢括措施，並且輔之以恢復常平倉、義倉的積穀備荒動能，以緩解這個社會問題。監察御使宇文融擬議檢括逃戶的具體方法，唐玄宗任他爲括戶使，依據簿籍檢括逃戶。這一舉措使近百萬逃戶重新成爲國家的編戶齊民，爲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在政治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例如，皇室宗親及功臣被封爲親王、郡王之類，雖不實得封地，卻可「食實封戶」，此類封戶在中宗末年已達140萬戶以上，造成「國家租賦大半入于私門」的反常現象。開元三年下令不准貴族、功臣直接向封戶索討租調，改由政府統一徵收，封主向政府領取。又如官僚機構臃腫，玄宗即位後，裁汰機構，精簡官員。
開元時期政治的淸明與安定，導致經濟發展，形成唐朝的黃金時代。當時京都長安有人口百萬，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商業中心，它有東西兩市，是商販店肆集中的區域。兩市各有220行（行業），西市又是胡商 （外商）聚集之地。洛陽是運河的起點，設有三市（南市、北市、西市），南市有120行，3,000餘店肆；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塡滿河路，商販貿易，車馬塡塞」，是洛陽最繁華的地方。長江流域的揚州、 成都是東西兩個商業中心。揚州位於長江與運河交叉點上，是東西與南北的交通要衝，也是外貿港口，日本及南海來船可直抵揚州。
杜甫在《憶昔》中描繪開元盛世的狀況︰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稲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絲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唐玄宗對宰相人事作了重大的變動。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左僕射 ），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解除了他們的宰相職務。兵部尚書李林甫兼中書令，殿中監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從此，李林甫掌握中樞大權達16年之久。
起初玄宗任李林甫為宰相， 張九齡薄其無文，表示反對，又說：「宰相系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然而玄宗並不接納。李林甫是李唐宗室，門蔭出身。開元初先後為太子中允，後為國子司業。開元十四年宇文融引為御史中丞，共同傾倒了中書令張說。正是在文學和吏治兩派官吏的鬥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李林甫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李林甫拜相後，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打擊那些受到玄宗賞識並有可能入相的人，並利用玄宗疑忌太子的心理，興起了幾次大獄。他為了自專大權，蔽塞皇帝耳目，打擊上書言事者。諫官補闕杜避上書言事，被出為縣令。他還大大加強了宰相的威勢。過去宰相隨從不過數人，士民不需要避道，李林甫為相後，出則步騎百余人為左右翼，前面還有金吾衛的將士在數百步外靜街，路上的公卿、行人都需要走避。由於李林甫處處順從玄宗的意旨辦事，因此深得玄宗信任，「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李林甫在政務的處理上，也能做到「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就連把李林甫列入《奸臣傳》的《新唐書》也不得不承 認他「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 人憚其威權。」總之，在玄宗重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期間，對各項制度繼續進行調整。經濟持續發展，邊防得到加強，唐王朝的繁榮昌盛達到了頂點。
玄宗和李林甫把中樞機關和宰相的權力集中到那樣的高度這在一個時期內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若是換一個無力駕馭這套機構的人，或者形勢突然發生變化，都可以使整個統治機構失靈。而閉塞言路，獨斷專行，改變了唐初以來兼聽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決策機制，更使得決策發生重大失誤成為必然。後來為了加強邊防，又不斷擴大邊地節度使的權力，改變了內重外輕的軍事佈局，而又失於措置，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這又在統一王朝的基礎下埋下了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只要碰到合適的條件，立即就會炸毀統一王朝的大廈。
天寶時期繁榮昌盛的背後隱伏著的這三個巨大的危機，終於導致了唐王朝的中衰。
主持人：張偉國、譚家齊
明萬曆十年，1582年8月7日，利瑪竇到達當時由葡萄牙人租借的中國南方港口澳門，展開他的中國傳教生涯。向遙遠的東方傳播天主福音，推廣天主教，是耶穌會創辦者羅耀拉、方濟各沙勿略等人的願望，所以1540年耶穌會創立的第二年，即1541年4月，方濟各沙勿略得到葡萄牙國王若昂三世的支持，與卡瑪利諾（M. P. de Camerino）、曼西亞（F. Mansillas）等伙伴，乘搭葡萄牙商船，從里斯本出發，沿着葡萄牙開闢的東方航路，前往東方的印度、中國、日本等地傳教。
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1506-1552）出身於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區的貴族家族，由於戰亂，家道中落，失去了領地，而且父親早逝，但方濟各仍然努力求學，19歲時到法國巴黎大學聖巴巴拉學院攻讀哲學，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擔任講師。他在巴黎結識了比他年長十五歲的同鄉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租屋同住，日夕相處，方濟各受到羅耀拉啓發：「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新約聖經·瑪竇福音·十六:26），萌生改革天主教，弘揚天主福音的使命，1534年與羅耀拉等七人，以「神貧」「貞潔」為宗旨，創立耶穌會。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祿三世正式承認耶穌會地位，任命羅耀拉為第一任會長，方濟各成為耶穌會的首批傳教士，並且以耶穌會分支「沙勿略分會」創立人的身份，帶領兩位志同道合的同伴，往遙遠的東方傳教。
1542年5月6日，方濟各等人抵達葡萄牙在東方的港口殖民地果阿，在果阿傳教三年多，取得相當成果。1545年8月底，方濟各沙勿略前往馬六甲，他在馬六甲認識了日本商人彌次郎，於是在1549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節）他攜同兩位耶穌會士（島來斯神父、斐迪南修士）跟隨彌次郎乘船北上，前往彌次郎的家鄉，日本南部的鹿兒島。他成為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天主教傳教士。方濟各等人的傳教事業效果顯著，年底，鹿兒島已經有一百五十人、附近地區有四百五十人領洗入教。其後擴鹿到九州、中國（日本本州西南部地區廣島一帶稱為「中國」）、近畿（京都、大阪一帶）等地。
方濟各希望能面見天皇，要求取得在日本傳教權利，但不成功，而且當時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1467-1590），各地藩主（日本稱為「大名」）擁兵割據，互相攻伐，傳教困難重重。方濟各得知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假如中國人改信天主教，必會影響日本，於是決心訪問中國。但當時中國沿海正遭受倭寇的侵擾，海禁嚴厲，外國傳教士要進入中國，非常困難（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居留，在1557年）。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他在馬六甲組織了赴中國的葡萄牙使團，希望覲見中國皇帝，但被葡萄牙的馬六甲總督阻止。於是他決心獨自前往中國，1552年8月（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底，抵達廣東沿岸的上川島（現在屬於江門市台山區），準備偷渡進入內地，但協助他們偷渡的中國商人失約，遲遲不來。12月3日（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晨，沙勿略染上瘧疾，在島上逝世，年僅46歲。這一年10月6日，利瑪竇出生。次年，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登岸曬貨」，四年之後，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開始獲准在澳門居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