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enters：張偉國、譚家齊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逢星期六晚8:00，香港電台第一台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勵精圖治，開元年間（公元713年~公元741年）把唐朝的繁榮盛世推進到了頂點。所用宰相，先後有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紘、 杜邏、韓休、張九齡等，堪稱一時名流，各有所長，都能直言諫評，富有史革新精神，因而開元時期政治淸明、經濟繁榮，被後人譽爲盛世。
首先，恢復貞觀時期「以寬仁爲理本」的法治原則，廢止武則天時期的酷吏政治和嚴刑峻法，表彰用法平直的官員。據記載，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全國判死刑僅59人，大理寺獄院裡一片冷落景象。可以說達到了「以寬仁爲理本」成效。其次，是體現輕徭薄賦原則的檢括戶口和賦役改革。唐承隋制，繼續實行均田制以及與此相配套的租庸調制。由於社會條件的變化，均田制在唐朝逐漸成爲一紙具文。而依附於均田的租庸調便發生問題，首當其衝的是逃戶增多。唐玄宗試圖在局部地區對逃戶採取檢括措施，並且輔之以恢復常平倉、義倉的積穀備荒動能，以緩解這個社會問題。監察御使宇文融擬議檢括逃戶的具體方法，唐玄宗任他爲括戶使，依據簿籍檢括逃戶。這一舉措使近百萬逃戶重新成爲國家的編戶齊民，爲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在政治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例如，皇室宗親及功臣被封爲親王、郡王之類，雖不實得封地，卻可「食實封戶」，此類封戶在中宗末年已達140萬戶以上，造成「國家租賦大半入于私門」的反常現象。開元三年下令不准貴族、功臣直接向封戶索討租調，改由政府統一徵收，封主向政府領取。又如官僚機構臃腫，玄宗即位後，裁汰機構，精簡官員。
開元時期政治的淸明與安定，導致經濟發展，形成唐朝的黃金時代。當時京都長安有人口百萬，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商業中心，它有東西兩市，是商販店肆集中的區域。兩市各有220行（行業），西市又是胡商 （外商）聚集之地。洛陽是運河的起點，設有三市（南市、北市、西市），南市有120行，3,000餘店肆；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塡滿河路，商販貿易，車馬塡塞」，是洛陽最繁華的地方。長江流域的揚州、 成都是東西兩個商業中心。揚州位於長江與運河交叉點上，是東西與南北的交通要衝，也是外貿港口，日本及南海來船可直抵揚州。
杜甫在《憶昔》中描繪開元盛世的狀況︰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稲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絲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唐玄宗對宰相人事作了重大的變動。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左僕射 ），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解除了他們的宰相職務。兵部尚書李林甫兼中書令，殿中監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從此，李林甫掌握中樞大權達16年之久。
起初玄宗任李林甫為宰相， 張九齡薄其無文，表示反對，又說：「宰相系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然而玄宗並不接納。李林甫是李唐宗室，門蔭出身。開元初先後為太子中允，後為國子司業。開元十四年宇文融引為御史中丞，共同傾倒了中書令張說。正是在文學和吏治兩派官吏的鬥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李林甫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李林甫拜相後，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打擊那些受到玄宗賞識並有可能入相的人，並利用玄宗疑忌太子的心理，興起了幾次大獄。他為了自專大權，蔽塞皇帝耳目，打擊上書言事者。諫官補闕杜避上書言事，被出為縣令。他還大大加強了宰相的威勢。過去宰相隨從不過數人，士民不需要避道，李林甫為相後，出則步騎百余人為左右翼，前面還有金吾衛的將士在數百步外靜街，路上的公卿、行人都需要走避。由於李林甫處處順從玄宗的意旨辦事，因此深得玄宗信任，「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李林甫在政務的處理上，也能做到「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就連把李林甫列入《奸臣傳》的《新唐書》也不得不承 認他「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 人憚其威權。」總之，在玄宗重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期間，對各項制度繼續進行調整。經濟持續發展，邊防得到加強，唐王朝的繁榮昌盛達到了頂點。
玄宗和李林甫把中樞機關和宰相的權力集中到那樣的高度這在一個時期內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若是換一個無力駕馭這套機構的人，或者形勢突然發生變化，都可以使整個統治機構失靈。而閉塞言路，獨斷專行，改變了唐初以來兼聽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決策機制，更使得決策發生重大失誤成為必然。後來為了加強邊防，又不斷擴大邊地節度使的權力，改變了內重外輕的軍事佈局，而又失於措置，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這又在統一王朝的基礎下埋下了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只要碰到合適的條件，立即就會炸毀統一王朝的大廈。
天寶時期繁榮昌盛的背後隱伏著的這三個巨大的危機，終於導致了唐王朝的中衰。
Presenters：張偉國、譚家齊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初抵達北京，到萬曆三十八年（1610）5月3日在北京病逝，在北京居留九年半。在這九年多期間，利瑪竇一行人一方面結交北京的大臣、官員、士大夫，藉着他們的科技知識，以及對中國儒家學說的尊重，取得中國士大夫的信任。另一方面，致力於傳播天主教。利瑪竇在傳教時，尊重中國文化傳統，不禁止信徒祭祀祖先，容許奉教的讀書人到孔廟祭祀孔子，消除信徒的顧慮，同時，在翻譯天主教經文時，採用儒家經典的語句，使中國信徒感到親切。
利瑪竇在北京的時期，正值明朝政局波濤暗湧：萬曆皇帝的皇后王氏無子，而宮女另一王氏誕下庶長子，但皇帝寵愛鄭貴妃，希望立鄭氏所生的庶三子為太子（庶二子早夭），但朝中不少重臣及士大夫、儒生堅持皇帝必須依照儒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禮制，立長子為太子，歷史上稱為「爭國本」。支持立長子的大臣、儒生聚結成「東林黨」，與萬曆帝展開持續十多年的激烈抗爭；一些支持萬曆帝立愛子的大臣，結為「非東林黨」，與東林黨人水火不容。利瑪竇作為外國人，雖然感情上與東林黨人接近，但與大臣交往時，小心翼翼，避免捲入政治鬥爭漩渦。
萬曆三十二年（1604）四月，利瑪竇在南京結識的儒生徐光啟高中進士，開始在北京任官，從此不斷利用閒暇時間協助利瑪竇撰寫中文譯著，為《天主實義》、《交友論》在北京再版，又翻譯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
）的《幾何原本》。
利瑪竇把他與十位中國士大夫交往時，討論宗教哲學和人生觀問題的問答，記錄成書，稱為《畸人十篇》，手稿被士大夫所傳抄。該書與《天主實義》是姐妹篇。十位士大夫是李戴、馮琦、徐光啟、曹于汴、李之藻、吳中明、龔錫爵、郭敦華及其他二人。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萬曆帝批准利瑪竇在北京城南宣武門內建屋居住，這地方後來成為天主教傳教士在北京城的重要據點，至今仍然存在，稱為宣武門天主堂，但現有建築物已經過清朝多次重修，非利瑪竇時代的面貌。
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瑪竇在北京遇到一位從河南省開封城上京赴考的士子，姓艾名田，他告訴利瑪竇開封城內有一群信奉「挑筋教」的人，其經典內容與天主教《舊約》相同。這群人的祖先來自西域，在宋朝已經定居開封，最初稱為「一賜樂業」。利瑪竇派人到開封探訪，開啟了探索猶太人在中國的歷史。
萬曆三十六年（1608）8月，利瑪竇被明神宗傳召入宮，呈獻六軸十二幅《坤輿全圖》，並命隨時可進宮調校時鐘。因此得到皇帝信任。
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
2月15日，利瑪竇向耶穌總會彙報來華傳教團情況，指出在華傳教滿懷希望的八個原因。主要提到：學 問備受尊重，儒教雖不關心超自然的事，但倫理觀點“完全與我們一致”，同時，利瑪審還指出，要爭取明朝皇帝恩准天主教大規模在中國傳播根本是不可能的。
8月22日，利瑪竇在致歐洲的信中談到中國皇帝命其獻十二幅綢印《坤輿萬國全圖》。
9月，利瑪竇開始編寫逐年大事記（即利瑪竇中國劄記），其中有中國各耶穌會居留地的彙報和他自己的筆記。是年獲准在太監和官員陪同下到城牆上行走。
1610年（明萬曆三十八年） 5月11日利瑪竇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五十八歲，萬曆帝御准下葬於北京阜成門外二里溝墓地。至是年，中國內地天主教徒已發展至二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有學問的明朝高級官員。
利瑪竇去世之後，耶穌會任命龍華民神父（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5）繼任駐華傳教團教長。龍華民一反利瑪竇尊儒傳教的正確路向，認為「祭祖尊孔」違背背天主教義，天主教徒不應參加。此舉引致明朝大臣接連向萬曆帝上書，主張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使傳教處於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