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06/06/2026 - 新疫苗的落地應用
嘉賓：港大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講座教授 潘烈文
「我是潘烈文，我是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講座教授。 我的主要研究是做病毒學的，我特別是針對做新發性的病毒，比如說新冠、冠狀病毒和流感病毒。」
中學時期的潘教授，已對生物學萌生興趣，並立志要從事學術研究。
「我的科研之路，我的啟發是在中學時期，一個生物學老師在講課時說了一些我完全不認識的東西，但我覺得很神奇。 他說的是細胞裡面的一些機制，你在顯微鏡上看到的都是細胞，但他說了很多後面的複雜性，我就很慨嘆，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所以那一刻就特別開始對生物的學識有一個很大的興趣，那一刻就說我想發現這些東西，比其他人更加早發現到。那時就開始很想做一些研究，甚至當時我希望讀一個博士，所以那一刻開始就想有一個心志去做一些學術的研究。」
潘教授認為，如何把科研成果落地應用，才是關鍵所在。
「我想最需要關注的不單止是科研，其實我們現在做的科技都可以很發達，有些東西可以很快很精準做出來，但如何能夠使用，而且是讓市民、不同各界的持份者去接受呢？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譬如說一些測試，一些疫苗，我們研發出來，如何去使用，接受程度有多高，是否一個大眾市民都能夠使用得到呢？這些的實用性非常之重要，因為如果沒有的話，譬如很貴的測試當然可以很準，但是沒有資源去做的話，在科技上是一個創新，但是在公共衛生上，未必可以做到一個更有效的情況。」
回望過往的科研之路，2003年的沙士疫情，是潘教授最難忘的回憶。
「因為那時候其實知道是有一個新的疫情，但是不知道病原體是什麼。那時候有不同的科研團隊說找到不同的病毒，我們測試時找不到這個病毒，知道不是我們已知的病毒或病源。直到3月的時候，我們發覺找到一些新型的病毒的基因排序，才找到原來是沙士的新病毒。 那一刻就非常之難忘，因為那一刻疫情正在爆發，每一天都有不少的人進了醫院，甚至病了，每一晚看深宵的新聞都會有報告，那時候心情是沉重的，因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而當中是希望找到一個幫到市民或幫到疫情的方法的時候，那一刻壓力大，是一個非常之難忘的情況。 我都跟自己說，這是我的職業生涯裡，是一個非常之難忘，亦都不想再經歷的時間。」
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嘉賓：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策略型研究）、數據科學學院署理院長、研究生院院長、利榮康計算智能學講座教授鄺得互教授
「我是鄺得互， Sam Kwong, 我現時擔任嶺南大學的協理副校長，主要負責策略型研究，同時也是數據科學學院署理院長和研究生院院長。我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圖像和視頻領域，現時人們是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來進行的。我在香港高等教育界工作超過三十年，1989年我從加拿大回到香港後在城市大學工作。 我算是香港大專院校轉型的第一代參與者。早期的大專院校以教學為主，應該直到九十年代，香港的大學開始轉型為研究型大學。我記得1996年參加一個會議時與一位加拿大學者交流，對方笑說：『你是來自香港的嗎？ 我從來不知道香港會做嚴肅的研究。』那時候我們予人的印象並不是專於研究的，直至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大部分學者開始積極投入研究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員。」
鄺得互教授早期從事的研究是有關於文字、聲音、圖象以及影片的資料壓縮技術。
「為甚麼需要用到壓縮技術？因為當時的記憶體遠不如現在充足，無論是圖像還是文檔，壓縮技術都非常重要。文件的壓縮要求是無損的，即每個字都不能遺失；而圖像壓縮則可以有損，因為人眼未必能察覺，我們於是利用有限的記憶體資源儲存更多內容。無論是圖像還是語言，都有重複的資料，而壓縮就是將這些重複部分減少，同時讓人感覺不到差異。」
鄺得互教授說，每位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對社會有益，檔案壓縮技術原來與環境保護有關係。
「每個人從事研究也希望成果對社會有用處。 為何需要壓縮技術？雖然每次文檔壓縮後節省的容量不多，但全世界每天的圖片瀏覽量巨大，數據中心伺服器的碳排放其實很多，對環境構成污染，只要作微小的改善，就可以為環境帶來一點正面的影響。我不敢說我的研究帶來巨大的影響，不過我們進行研究時，要考慮技術如何為社會和人類福祉帶來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