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enters：曾卓然、譚家齊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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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在萬曆十七年（1589年）夏天定居韶州（今廣東省韶關市），至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春末離開，前往江西南昌，一共在韶州居留五年多。期間他改穿儒生服裝，以儒士自居，多次往來韶州、肇慶、澳門之間，結交不少路過的儒生士大夫，傳教事業有所進展。但在這數年內，他的助手麥安東修士，及石方西神父先後去世，萬曆二十二年七月，耶穌會派遣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1560—1640年）到韶州協助利瑪竇。郭居靜神父後來到上海、杭州傳播天主教，1640年在杭州逝世。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兵部侍郎（可能是浙江人孫鑛）之子因科舉應試失敗得了精神抑鬱症，派人到韶州邀請利瑪竇到南京治病。於是利瑪竇帶領兩個年輕的中國教友由韶州出發，北上前往南京。據利瑪竇記述，侍郎常邀他到自己的座駕大船，聽他講歐洲各地的情形。
到達南京之後，適逢日本侵略朝鮮戰爭（又稱「壬辰倭亂」）展開，明朝出兵為朝鮮抗倭，氣氛十分緊張，南京官府不願接待外國人，於是利瑪竇轉往江西南昌，直至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中，新任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從海南島上京途中經過韶州，郭居靜神父拜訪了他，王弘誨不僅答應帶神父們上南京，還說該年農曆八月十七日（西曆9月17日）是皇帝誕辰，可與神父一起上北京，向皇帝貢獻禮品。
利瑪竇一行人從南京沿大運河北上，到達北京，但因為朝鮮戰爭仍然持續，不許外國人入京，必須折返南京。利瑪竇等人得到王弘誨庇護，獲准在南京居留。萬曆二十七年2月6日，利瑪實抵南京城，寄寓承恩寺。同年農曆四月，朝鮮抗倭戰事取得全面勝利。
在南京，神父們的名聲大噪，達官貴人競相邀請。當中有南京刑部尚書趙參魯、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國子監祭酒郭正域（號明龍）、國子監司業楊道賓（號荊岩）、吏科給事中祝祿、江寧分守道吳中明、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汝訓、太僕寺少卿李本固、南京工部員外郎劉冠南，以及魏國公徐弘基（明初開國功臣徐達後裔），曾任京城太監總管被貶南京安置的馮保，曾在翰林院編修任上被迫辭職 回南京家居的萬曆十七年狀元焦竑等等，紛紛與利瑪竇交往。而以「狂放」聞名的狂士李贄，亦多次登門拜訪，李贄對利瑪竇的《交友論》大加讚賞。
另一位利瑪竇在南京結識的士大夫，是上海縣人徐光啟（1562—1633年），他在南京會晤利瑪竇，兩人一見如故。萬曆二十一年，當時仍然是秀才的徐光啟，在韶州任教，結識了郭居靜神父，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已經成為舉人的徐光啟赴南京拜見恩師焦竑，並首次與利瑪竇會面，他對利瑪竇的學識和品德十分仰慕，決心追隨利瑪竇學習天主教義及西方科技，並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在南京由耶穌會士羅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成為天主教徒，聖名為保祿（Paulus）。徐光啟是中國士大夫信奉天主教第一人。他在崇禎年間曾任殿閣大學士。
Presenters：曾卓然、譚家齊
16世紀初，歐洲正處於一個軍事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火藥的廣泛應用，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的形態。火炮和火槍等新式武器的出現，不僅提升了軍隊的殺傷力，更對傳統的封建秩序和權力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敏銳地察覺到了火藥技術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並決心利用這一機遇，推動英格蘭的軍事現代化，強化王權。
亨利八世即位之初，英格蘭的軍事力量相對於歐洲大陸強國顯得薄弱。他深知，要在競爭激烈的歐洲政治舞台上獲得一席之地，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為此，他展開了一系列大膽的軍事改革。首先，他建立了嚴格的火藥管理制度。在倫敦塔（Tower of London）設立了皇家火藥廠，確保火藥的生產和品質受到王室的直接控制。同時，他頒布法令，禁止私人製造和販賣火藥，以鞏固對這一戰略物資的壟斷。
在海軍建設方面，亨利八世被譽為“英國皇家海軍之父”。他大力投資造船業，建造了多艘配備先進火炮的大型戰艦，如著名的“瑪麗羅斯號”（Mary Rose）。他還在朴茨茅斯（Portsmouth）和伍爾維奇（Woolwich）建立了專業的海軍基地，成立了海軍部（Navy Board），統一管理海軍事務。這些舉措大大提升了英格蘭的海上實力，為其日後成為海上霸主奠定了基礎。
陸軍方面，亨利八世著力推動部隊的火器化。他從歐洲大陸引進先進的火器製造技術和專家，組建了專業的火槍手和炮兵部隊。這些新型部隊在戰場上展現出了強大的戰鬥力，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騎士和弓箭手。同時，他還改進了城防工事的設計，採用了新式的稜堡（trace italienne）結構，以提高對火炮攻擊的防禦能力。
這些軍事改革不僅提升了英格蘭的軍事實力，更為亨利八世強化中央集權提供了有力支持。由於火藥和火炮等先進武器的製造和維護成本高昂，只有王室才能負擔得起，這使得傳統的封建貴族逐漸失去了軍事上的獨立性和對王權的威脅。此外，亨利八世還建立了軍械局（Office of Ordnance）等專門的軍事管理機構，加強了對軍隊和地方的直接控制，推動了行政體系的現代化。
然而，這些改革也面臨著諸多挑戰。龐大的軍事開支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壓力。為了籌措資金，亨利八世進行了修道院解散，沒收了大量教會財產，並出售給支持王權的新興階層。同時，新技術的引入需要時間和人力的培訓。他通過鼓勵本土工業發展，建立兵工廠，培養火器製造和操作的專業人才，逐步克服了這些困難。
亨利八世的軍事改革，充分展現了他作為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君主，對時代變革的敏銳洞察力。他成功地利用火藥技術，不僅提升了英格蘭的軍事實力，也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封建貴族的勢力，為英格蘭的現代化和日後的強大奠定了基礎。這一系列舉措，不僅改變了英格蘭的命運，也對整個歐洲的權力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使英格蘭逐漸崛起為歐洲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