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嘉賓：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主任鍾培言教授
「我是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主任鍾培言教授。我是一位骨科醫生，主要從事脊骨的研究和臨床工作。我對兒童的脊骨問題研究最感興趣，投入最多時間研究兒童脊柱側彎。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科學和做研究。高中時期，在大學入學之前，就已經跟隨過幾位教授在香港大學醫學院工作。 他們的工作模式很好，白天照顧病人，下班或有空閒時從事研究。我發現研究的影響力可能更大，醫治每個病人固然重要，但一個人或許每天只能醫治一兩個病人。然而，研究成果卻可能可以影響全世界，讓數以千萬計的病人受惠，所以我覺得科研發展非常重要。」
鍾培言教授表示，在醫治兒童脊柱側彎的時候，準確判斷病人的「生長潛力」非常重要，即是要及早了解他們未來幾年何時發育得最快，以便安排病人適時佩戴支架，控制脊椎側彎的情況。
「以前我們如何決定病人是否有生長潛力會觀察幾點，包括他們何時變聲、何時來月經、身高飆升的程度，但這些都不太準確。最準確的方法是使用X光觀察骨齡，查看生長線。傳統做法是觀察盤骨的骨齡，但也不是很準確的方法。因此香港大學研究了一些特殊的觀察骨齡方法，觀察手腕或髖關節的位置，可以準確地看到病人何時會進入發育高峰期，何時回落及進入接近成熟的階段，可以準確量度。 我特別有成功感，因為我們設計這些了解骨齡的方法，全世界都有應用。」
鍾培言教授寄語在漫長科研道路上同行的人，以平常心應對研究歷程當中的得失。
「有許多例子都很開心，有些研究啟發出來，得到別人認可，全世界都會認同或應用這些新的研究，但是反過來也有許多慘痛的經驗，例如研究最終做不到，未必有人資助你進行研究，未必得到醫學界的認同，甚至有時候有些人可能不支持你的做法。在這條路上會經歷許多類似的情況，最重要的是要記住自己對科研的熱誠，以平常心去處理，不要對自己有太大壓力，最重要的是熱愛這份工作，最後你會滿意自己的成就。」
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嘉賓：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系主任 蔡宗衡
「大家好，我是蔡宗衡，我是香港青年科學院院士，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和副系主任。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針對生物納米材料、納米醫學以及藥物傳遞。」
蔡宗衡教授於2013年創立了香港第一所專研體內納米藥物遞送和「生物—納米相互作用」的實驗室，深入研究納米粒子與器官、組織以及細胞的相互作用。
「我小時候的志向本來是一名中西合璧的醫生，因為我的祖父是一名中醫，同時我深知西方醫學可幫助很多病人。中三時，當時化學老師於講解教科書的內容時問我們，『你怎知道世界上真的有電子和原子？』，老師解釋科學家是用實驗方法推敲，再找證據證明，自此我深受啟發，開始立志探索科學來源。
2000年時會考，我考獲十優佳績，那時的志向仍然是醫生，至中六時，有機會訪問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他在訪問提到，香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為社會創造價值，不要只投放人才到某幾類當下受歡迎，或具就業前景的行業，而忽略其他一樣重要或具備長遠社會意義的專業領域，就啟發我想從事與其他人不同的工作，創造知識。
那時我想到，醫生一生只能醫治有限數目的病人，生物醫學工程師若發明了有效的藥物，可以幫助醫生醫治更多病人。假如手術室沒有先進的醫療設備，醫護人員縱然擁有再多的知識，恐怕都會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我希望利用工程技術和科學理論，解決生物學、醫學、保健等問題，故決定投身生物醫學的科研事業。十數年後，2017年，我和幾位同事共同創立中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為本港首個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回望過去的科研歷程，蔡教授遇過的最大挑戰又是甚麼？
「從事生物醫學工程師最大的挑戰，莫過於策劃和執行一項同時令工程師、科學家及醫生三方專業人士，在不論創新意念和實際意義層面，都深表認同和倍感共鳴的學術研究。生物醫學工程師必須對跨學科涉獵很廣及有很深理解，融會貫通，可以在三個專業之間切換思考方法，跨越不同學科之間的鴻溝。雖然研究路途崎嶇，但反覆的多角度思考有助激發創意，解決問題，幫助更多病人，我認為這是生物醫學工程在芸芸學科中的魅力。
最後，我寄語學生和家長明白，大學本科讀甚麼科目與畢業後從事的工作未必有必然關係，例如「蘋果之父」喬布斯、德國前總理默克爾與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等，他們就讀的本科學科與工作都並非同一範疇。我認為以前學到的知識不會浪費，始終意想不到的用處。大學生不妨擴闊視野，多接觸不同的學術範疇，最重要是勇敢發問。各位選科時，可以追隨自己的學術熱情，考慮想得到的甚麼學術訓練，及畢業後期望以甚麼方式貢獻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