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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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在肇慶的時候，認識了一些北上南下的士大夫（讀書人），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戲曲作家湯顯祖。
湯顯祖（明嘉靖二十九年至萬曆四十四年，即1550-1616年），江西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出生於士大夫之家，從小便飽讀詩書，性格剛正不阿。二十出頭便考中舉人，進京赴考，卻因不願意阿附當時權勢顯赫的首輔張居正，結果兩次落第。直至萬曆十一年（1583年）即張居正死後次年，他考中三甲二百十一名進士。當時是三十三歲。
湯顯祖中了進士後，仍不肯趨附新任首輔申時行，被安排在南京任無實權職位，在職期間，與「東林黨人」顧憲成、高攀龍等人交往甚密。東林黨是一群不滿當時權臣當道，朝政敗壞的士大夫，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藉「爭國本」（即反對廢長立幼，阻止萬曆帝準備立愛妃鄭氏所生庶三子，支持立萬曆帝庶長子為皇太子，君臣爭持十多年）抨擊朝政，形成龐大民間輿論。萬曆十九年（1591年）湯顯祖呈上《論輔臣科臣疏》，揭發時政積弊，彈劾執政大臣，因而觸怒了皇帝，被貶謫為廣東徐聞縣典史（徐聞縣在雷州半島南端，典史是縣級官吏中最低級，屬九品之外的「未入流」品級，掌管緝捕、稽查獄囚等職務）。他南下赴任時途經澳門，目覩葡萄牙人商埠的異國風俗，得知有來自萬里海外的「番僧」，深感興。其後，湯顯祖調任浙江遂昌知縣，北上路過肇慶，得以拜訪利瑪竇，與利瑪竇談論天主教義理及佛法，利瑪竇不諱言「破佛立義」的觀點，而湯顯祖也坦白地將利氏的觀點在詩作「端州逢西域兩生破佛立義」及「偶成」兩首詩中：
其一
畫屏天主絳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
正似瑞龍看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
其二
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
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
詩中的「二子」就是利瑪竇和他的助手。而湯顯祖詩所提及的「天主」，正是利瑪竇對宙斯神的中文譯名。
湯顯祖在地方為官清廉，體恤民情，深得民心，但最終還是因不滿朝政腐敗，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棄官回鄉，在臨川建屋閒居，號「玉茗堂」，從此致力於戲劇和文學創作，終其一生。
湯顯祖一生共創作完整的戲劇作品四種：《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和《邯鄲記》。因劇中都有夢境的描寫，湯顯祖又是江西臨川人，故四劇合稱「臨川四夢」，作者晚年居所號「玉茗堂」，又稱「玉茗堂四夢」。湯顯祖詩、文、賦著述亦豐富，有《紅泉逸草》、《問棘郵草》、《玉茗堂全集》等刊本流傳。
他的戲曲創作打破前人範式，反對擬古和拘泥于格律，特別着重劇中人物的深情。他在劇中訴說：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蓋自鳳凰鳥獸以至巴渝夷鬼，無不能舞能歌，以靈機自相轉活，而況吾人？」
他更把在澳門所見所聞，寫在戲曲之中，例如在《牡丹亭》第二十一齣（幕）《謁遇》寫主人翁到了澳門，
【光光乍】(老旦份僧上)一領破袈裟，香山㠗裏巴。多生多寶多菩薩，多多照證光光乍。小僧廣州府香山多寶寺一箇主持。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以便迎接收寶官員。茲有欽差苗爺任滿，祭寶於多寶菩薩位前，不免迎接。
【前腔】(老旦)大海寶藏多，船舫遇風波。商人持重寶，險路怕經過。剎那，念彼觀音脫。(合前)
【前腔】天地精華，偏出在番回到帝子家。稟問老大人，這寶來路多遠？(淨)有遠三萬里的，至少也有一萬多程。(生)這般遠，可是飛來、走來？(淨笑介)那有飛走而至之理。都因朝廷重價購求，自來貢獻。(生歎介)老大人，這寶物蠢爾無知，三萬里之外，尚然無足而至；生員柳夢梅，滿胸奇異，到長安三千里之近，倒無一人購取，有腳不能飛！他重價高懸下，那市舶能姦詐，嗏，浪把寶船撶。
第二十二齣（幕）《旅寄》寫柳夢梅從澳門北上，經韶州、梅嶺到江西南安府，生病，吟詩云：
「香山㠗裏打包來，三水船兒到岸開。要寄鄉心值寒歲，嶺南南上半枝梅。」我柳夢梅。秋風拜別中郎，因循親友辭餞。離船過嶺，早是暮冬。不隄防嶺北風嚴，感了寒疾，又無掃興而回之理。一天風雪，望見南安。好苦也！
湯顯祖早年曾從泰州學派羅汝芳讀書（泰州學派源於王艮，他於嘉靖初年在泰州講學，主張「百姓日用即道」，學生多是社會基層人士，如農夫、樵夫、陶匠、灶丁等，強調「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雖被斥為異端，卻道出小市民的心聲）。其後又受反傳統的「奇士」李贄的思想影響，他讚賞李贄的學說，不拘泥於傳統，敢於表達個人直覺，讚賞「童心」，作品是「不思而至」的自然表現。湯顯祖認為「奇士」的作品自然出類拔萃。他對利瑪竇的新奇器物及思想深感興趣，與晚明思想新潮流關係密切。
利瑪竇在萬曆十七年（1589年）夏天定居韶州（今廣東省韶關市），至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春末離開，前往江西南昌，一共在韶州居留五年多。期間他改穿儒生服裝，以儒士自居，多次往來韶州、肇慶、澳門之間，結交不少路過的儒生士大夫，傳教事業有所進展。但在這數年內，他的助手麥安東修士，及石方西神父先後去世，萬曆二十二年七月，耶穌會派遣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1560—1640年）到韶州協助利瑪竇。郭居靜神父後來到上海、杭州傳播天主教，1640年在杭州逝世。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兵部侍郎（可能是浙江人孫鑛）之子因科舉應試失敗得了精神抑鬱症，派人到韶州邀請利瑪竇到南京治病。於是利瑪竇帶領兩個年輕的中國教友由韶州出發，北上前往南京。據利瑪竇記述，侍郎常邀他到自己的座駕大船，聽他講歐洲各地的情形。
到達南京之後，適逢日本侵略朝鮮戰爭（又稱「壬辰倭亂」）展開，明朝出兵為朝鮮抗倭，氣氛十分緊張，南京官府不願接待外國人，於是利瑪竇轉往江西南昌，直至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中，新任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從海南島上京途中經過韶州，郭居靜神父拜訪了他，王弘誨不僅答應帶神父們上南京，還說該年農曆八月十七日（西曆9月17日）是皇帝誕辰，可與神父一起上北京，向皇帝貢獻禮品。
利瑪竇一行人從南京沿大運河北上，到達北京，但因為朝鮮戰爭仍然持續，不許外國人入京，必須折返南京。利瑪竇等人得到王弘誨庇護，獲准在南京居留。萬曆二十七年2月6日，利瑪實抵南京城，寄寓承恩寺。同年農曆四月，朝鮮抗倭戰事取得全面勝利。
在南京，神父們的名聲大噪，達官貴人競相邀請。當中有南京刑部尚書趙參魯、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國子監祭酒郭正域（號明龍）、國子監司業楊道賓（號荊岩）、吏科給事中祝祿、江寧分守道吳中明、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汝訓、太僕寺少卿李本固、南京工部員外郎劉冠南，以及魏國公徐弘基（明初開國功臣徐達後裔），曾任京城太監總管被貶南京安置的馮保，曾在翰林院編修任上被迫辭職 回南京家居的萬曆十七年狀元焦竑等等，紛紛與利瑪竇交往。而以「狂放」聞名的狂士李贄，亦多次登門拜訪，李贄對利瑪竇的《交友論》大加讚賞。
另一位利瑪竇在南京結識的士大夫，是上海縣人徐光啟（1562—1633年），他在南京會晤利瑪竇，兩人一見如故。萬曆二十一年，當時仍然是秀才的徐光啟，在韶州任教，結識了郭居靜神父，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已經成為舉人的徐光啟赴南京拜見恩師焦竑，並首次與利瑪竇會面，他對利瑪竇的學識和品德十分仰慕，決心追隨利瑪竇學習天主教義及西方科技，並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在南京由耶穌會士羅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成為天主教徒，聖名為保祿（Paulus）。徐光啟是中國士大夫信奉天主教第一人。他在崇禎年間曾任殿閣大學士。
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咸豐九年底、十年初，左宗棠因為受到湖廣總督官文參奏，決定離開駱秉章幕府，準備赴京考試，但途中接受胡林翼勸說，改為到駐紥於安徽宿松的湘軍大營，與湘軍統帥曾國藩會晤，之後奉旨回湖南招募士兵，編練為「楚勇」，參加征伐太平天國，被視為湘軍其中一支部隊。
湘軍的起源，是太平軍於咸豐二年（1852年）中攻入湖南時，路過之處，地方官兵無法抵擋，圍攻省城長沙八十日，幸而長沙城牆堅固，巡撫張亮基率領軍民堅守，擊殺太平天國猛將西王蕭朝貴，太平軍退走，轉往湖北武漢，沿江東下，進攻南京。當是時，湖南鄉紳曾國藩（原任禮部侍郎）因為母親逝世，回鄉守孝，咸豐二年底（1853年1月），曾國藩接到聖旨，在湖南省幫辦團練，即組織民兵。曾國藩與巡撫張亮基及繼任巡撫駱秉章商議籌劃，在湖南各地招募士兵，並整合各地武裝力量，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人際關係為軍官，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軍」，或稱「湘勇」。咸豐四年（1854年）初編練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加上兵勇、伕役工匠等，共一萬餘人。其後人數不斷增加。兵隨將轉，兵為將有，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最初在衡陽練兵。
咸豐四年（1854年）二月，湘軍練成，會集湘潭，曾國藩發佈《討粵匪檄》，聲討太平天國「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廢孔子之經，崇耶穌之說，焚學宮、毀廟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並憤怒」，是「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開始領兵討伐太平軍。
是年三、四月間，太平軍兵分兩路；回攻湖南，北路進攻長沙以北戰略要地靖港（今望城區靖港鎮），南路攻佔湘潭，對長沙展開南北夾擊。曾國藩親自率領水師主力進攻靖港，卻遭遇伏擊，損失慘重，曾國藩跳江謝罪獲救。幸而彭玉麟等大敗南路太平軍，收復湘潭，太平軍敗走。湘勇在湘潭大捷，得到清朝重視，此後幾年，轉戰江西、湖北、安徽各省，在長江中游協助清朝官兵阻截太平軍。
清朝執政者並未完全倚賴、信任湘軍，各省督撫對湘軍的軍需、糧餉處處制肘，湘軍只能擔當輔助角色。清朝對太平天國的作戰主力，是在天京（今南京）附近設置南、北兩處大營：欽差大臣向榮領重兵，在南京城東孝陵衛駐紮，號稱江南大營；琦善領重兵，在揚州城外駐紮，號稱江北大營，圍困、監視太平天國首都，兼防止太平軍侵犯清朝經濟命脈江南大運河。
咸豐六年（1856年）秋，太平天國發生「天京事變」，天王洪秀全利用北王韋昌輝等，誅殺東王楊秀清，隨後又殺誅韋昌輝曾，翼王石達開不滿天王濫殺兄弟，又擔心惹禍，憤而率領部屬數萬人出走。天國內鬨，曾國藩乘機指揮湘軍反撲，年底再攻陷武漢，確立湘軍在長江中游的主導地位。
咸豐十年初，左宗棠與曾國藩在安徽宿松會面的時候，湘軍正準備進攻當時的安徽省會·長江中游戰略重鎮安慶。這個時間前後，清朝的政局，正陷於內外交困的嚴峻處境。
「天京事變」之後，天王洪秀全獨攬大權，他任用族弟洪仁玕主持政務，年輕將領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統領太平軍，咸豐十年初，洪仁玕提以「圍魏救趙」策略，解除江南、江北两座清軍大營對天京的威脅：忠王李秀成率軍攻打杭州，待江南大營分兵往援時，迅即回師北上，會同各軍，攻破江南大營，清軍主帥和春戰死。李秀成乘勝東進，連克丹陽、常州、無錫等重鎮，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佔蘇州，隨後攻佔杭州，並準進攻上海。與此同時，英王陳玉成西征，在安慶被湘軍擊敗，李秀成則在江浙建立「蘇福省」「天浙省」，完全控制江南大運河。於是湘軍成為清政府的主要軍事力量，曾國藩被授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
同一時期，廣東爆發「英法聯軍事件」。咸豐六年十月，英國借廣東省扣查已過期英國登記走私船亞羅號，與廣東省府發生衝突，10月23日，英國海軍上將米高·西摩（Sir Michael Seymour，香港西摩道紀念此人）率軍艦三艘、划艇十餘隻、海軍陸戰隊約二千人，從香港向虎門口開進，24日向廣州發炮。兩廣總督葉名琛以為英方虛張聲勢，不予抵抗。英軍有意攻入廣州，報請倫敦加派戰艦；與此同時，廣西發生村民殺死法國神父，法國亦決定派兵向清朝施壓。咸豐七年（1857年）九月英法聯軍抵達廣東，十一月，攻陷廣州，兩廣總督葉銘琛被俘，押往印度加爾各答，絕食而死。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城，以巡撫柏貴為傀儡，統治廣東省三年。
咸豐八年（1858年）3月，英國特使額爾金（8th Earl of Elgin，香港譯伊利近，中環有街道紀念）會同法、美、俄四國公使前往上海，向兩江總督施壓，要求到京談判，不得要領，於是集結軍艦，北上天津，炮轟大沽炮台。清朝派大學士桂良等赴天津議和，最終談判破裂，英、法使者要求赴京，被拒，強行前進，清軍發炮阻止。咸豐九年11月英、法兩國政府分別再次任命額爾金、葛羅為特命全權代表，以陸軍中將格蘭特、陸軍中將孟托班為聯軍總司令，率英軍約一萬八千人和法軍約七千人組成一支新的遠征軍，開往中國。次年中，大軍抵達天津，9月6日，咸豐帝下達對英國與法國的宣戰上諭，聯軍發動進攻，與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在八里橋展開決戰，9月18日，清軍大敗，僧格林沁部隊全軍覆沒，咸豐帝以避暑為名逃往承德。聯軍兵臨城下，炮轟城牆，10月13日，北京打開城門，向聯軍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