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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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利瑪竇在南京獲得吏科給事中祝世祿的幫助，以朝貢的名義，獲得批准往北京的證件。5月18日，利瑪竇偕龐迪我神父和鍾鳴仁、游文輝兩修士及四名僕人，乘搭駐守南京的劉太監官船，啟程前往北京，郭居靜神父留在南京。
利瑪竇一行人沿大運河北上，路過山東濟寧時，拜會了曾在肇慶任職的漕河總督劉東星，並再次遇到劉總督的朋友著名學者李贄。利瑪竇在南京時曾與李贄會面，李贄對利瑪竇學識淵博十分敬佩，稱讚他的品格勝過大多中國士人，他在湖廣講學時，向學生推崇利瑪竇的《交友論》；而利瑪竇稱讚李贄「極標準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
李贄是福建泉州人，別號卓吾。他公開以「異端」自居，經常發表公然挑戰傳統儒家士大夫價值觀和禮俗秩序之言論，認為當時官方所尊崇的儒家程朱理學（宋朝學者程頤、朱熹所提出的重視綱常禮教學說）是僞道學，稱道學先生為「鄙儒」、「俗儒」、「腐儒」，斥其「陽為道學，陰為富貴」。他認為表面尊崇儒學官吏，其所作所為是「不操戈矛之強盜」「吃人之老虎」。
李贄主張男女自由婚姻，稱讚卓文君、紅拂女等女子之善於擇配，但又讚揚某些遵守傳統「婦德」的行為。他又主張創作必須抒發己見，從「絕假純真」之「童心」出發，反對「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曾評點多《水滸傳》《西廂記》等。
李贄的「狂放」，在不少當權的士大夫、大臣心目中，是「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加以斥逐。李贄與利瑪竇在濟寧會面之後，應朋友的邀請入京，卻被錦衣衛緝捕，投入獄中，並銷毀其著作。萬曆三十年（1602年），李贄以剃刀自刎死去。
離開濟寧之後，利瑪竇一行到達天津，在天津逗留了三個月。天津官員檢查利瑪竇行李時，發現耶穌死難十字架，認為利瑪竇等人「行蠱」，欲加害皇帝，把利瑪質等投入監獄。幾經周折，萬曆皇帝得知利瑪竇等人要呈獻他一座自鳴鐘，便准許他們進京。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1月24日利瑪竇一行終於抵達北京，向皇帝呈獻自鳴鐘、西洋琴、《萬國圖志》等禮物，這年利瑪竇是49歲。
然而，北京禮部只許利瑪竇等人居住在四夷館，並且認為外國國人不宜久居京城，要求皇帝驅逐離京。但奏疏留中，幾個月後，皇帝通過大太監傳話，不僅允許神父們留下，還每月發八個金幣的補貼給神父們。原因是需要神父們維修自鳴鐘。5月28日，神父們得以遷出四夷館，租貨民房居住。
自此之後，利瑪竇結識了不少朝廷大臣，例如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吏部左待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琦，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光祿寺少卿李之藻等，其中李之藻成為利瑪竇重要信徒之一。據稱，李之藻開始師從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但不願信奉天主教，其後李之藻在北京突患重病，李以為必死，留下遺囑，利瑪竇「朝夕於床笫間，躬為調護」，於是皈依天主教，聖名良（Leo），將家中供祀的佛像毀棄，換上耶穌像，奉行一夫一妻，決心休離侍妾，正式受洗，與徐光啟、楊廷筠並列為「中國三大天主教柱石」之一。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初抵達北京，到萬曆三十八年（1610）5月3日在北京病逝，在北京居留九年半。在這九年多期間，利瑪竇一行人一方面結交北京的大臣、官員、士大夫，藉着他們的科技知識，以及對中國儒家學說的尊重，取得中國士大夫的信任。另一方面，致力於傳播天主教。利瑪竇在傳教時，尊重中國文化傳統，不禁止信徒祭祀祖先，容許奉教的讀書人到孔廟祭祀孔子，消除信徒的顧慮，同時，在翻譯天主教經文時，採用儒家經典的語句，使中國信徒感到親切。
利瑪竇在北京的時期，正值明朝政局波濤暗湧：萬曆皇帝的皇后王氏無子，而宮女另一王氏誕下庶長子，但皇帝寵愛鄭貴妃，希望立鄭氏所生的庶三子為太子（庶二子早夭），但朝中不少重臣及士大夫、儒生堅持皇帝必須依照儒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禮制，立長子為太子，歷史上稱為「爭國本」。支持立長子的大臣、儒生聚結成「東林黨」，與萬曆帝展開持續十多年的激烈抗爭；一些支持萬曆帝立愛子的大臣，結為「非東林黨」，與東林黨人水火不容。利瑪竇作為外國人，雖然感情上與東林黨人接近，但與大臣交往時，小心翼翼，避免捲入政治鬥爭漩渦。
萬曆三十二年（1604）四月，利瑪竇在南京結識的儒生徐光啟高中進士，開始在北京任官，從此不斷利用閒暇時間協助利瑪竇撰寫中文譯著，為《天主實義》、《交友論》在北京再版，又翻譯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
）的《幾何原本》。
利瑪竇把他與十位中國士大夫交往時，討論宗教哲學和人生觀問題的問答，記錄成書，稱為《畸人十篇》，手稿被士大夫所傳抄。該書與《天主實義》是姐妹篇。十位士大夫是李戴、馮琦、徐光啟、曹于汴、李之藻、吳中明、龔錫爵、郭敦華及其他二人。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萬曆帝批准利瑪竇在北京城南宣武門內建屋居住，這地方後來成為天主教傳教士在北京城的重要據點，至今仍然存在，稱為宣武門天主堂，但現有建築物已經過清朝多次重修，非利瑪竇時代的面貌。
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瑪竇在北京遇到一位從河南省開封城上京赴考的士子，姓艾名田，他告訴利瑪竇開封城內有一群信奉「挑筋教」的人，其經典內容與天主教《舊約》相同。這群人的祖先來自西域，在宋朝已經定居開封，最初稱為「一賜樂業」。利瑪竇派人到開封探訪，開啟了探索猶太人在中國的歷史。
萬曆三十六年（1608）8月，利瑪竇被明神宗傳召入宮，呈獻六軸十二幅《坤輿全圖》，並命隨時可進宮調校時鐘。因此得到皇帝信任。
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
2月15日，利瑪竇向耶穌總會彙報來華傳教團情況，指出在華傳教滿懷希望的八個原因。主要提到：學 問備受尊重，儒教雖不關心超自然的事，但倫理觀點“完全與我們一致”，同時，利瑪審還指出，要爭取明朝皇帝恩准天主教大規模在中國傳播根本是不可能的。
8月22日，利瑪竇在致歐洲的信中談到中國皇帝命其獻十二幅綢印《坤輿萬國全圖》。
9月，利瑪竇開始編寫逐年大事記（即利瑪竇中國劄記），其中有中國各耶穌會居留地的彙報和他自己的筆記。是年獲准在太監和官員陪同下到城牆上行走。
1610年（明萬曆三十八年） 5月11日利瑪竇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五十八歲，萬曆帝御准下葬於北京阜成門外二里溝墓地。至是年，中國內地天主教徒已發展至二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有學問的明朝高級官員。
利瑪竇去世之後，耶穌會任命龍華民神父（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5）繼任駐華傳教團教長。龍華民一反利瑪竇尊儒傳教的正確路向，認為「祭祖尊孔」違背背天主教義，天主教徒不應參加。此舉引致明朝大臣接連向萬曆帝上書，主張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使傳教處於困境。
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咸豐九年底、十年初，左宗棠因為受到湖廣總督官文參奏，決定離開駱秉章幕府，準備赴京考試，但途中接受胡林翼勸說，改為到駐紥於安徽宿松的湘軍大營，與湘軍統帥曾國藩會晤，之後奉旨回湖南招募士兵，編練為「楚勇」，參加征伐太平天國，被視為湘軍其中一支部隊。
湘軍的起源，是太平軍於咸豐二年（1852年）中攻入湖南時，路過之處，地方官兵無法抵擋，圍攻省城長沙八十日，幸而長沙城牆堅固，巡撫張亮基率領軍民堅守，擊殺太平天國猛將西王蕭朝貴，太平軍退走，轉往湖北武漢，沿江東下，進攻南京。當是時，湖南鄉紳曾國藩（原任禮部侍郎）因為母親逝世，回鄉守孝，咸豐二年底（1853年1月），曾國藩接到聖旨，在湖南省幫辦團練，即組織民兵。曾國藩與巡撫張亮基及繼任巡撫駱秉章商議籌劃，在湖南各地招募士兵，並整合各地武裝力量，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人際關係為軍官，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軍」，或稱「湘勇」。咸豐四年（1854年）初編練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加上兵勇、伕役工匠等，共一萬餘人。其後人數不斷增加。兵隨將轉，兵為將有，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最初在衡陽練兵。
咸豐四年（1854年）二月，湘軍練成，會集湘潭，曾國藩發佈《討粵匪檄》，聲討太平天國「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廢孔子之經，崇耶穌之說，焚學宮、毀廟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並憤怒」，是「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開始領兵討伐太平軍。
是年三、四月間，太平軍兵分兩路；回攻湖南，北路進攻長沙以北戰略要地靖港（今望城區靖港鎮），南路攻佔湘潭，對長沙展開南北夾擊。曾國藩親自率領水師主力進攻靖港，卻遭遇伏擊，損失慘重，曾國藩跳江謝罪獲救。幸而彭玉麟等大敗南路太平軍，收復湘潭，太平軍敗走。湘勇在湘潭大捷，得到清朝重視，此後幾年，轉戰江西、湖北、安徽各省，在長江中游協助清朝官兵阻截太平軍。
清朝執政者並未完全倚賴、信任湘軍，各省督撫對湘軍的軍需、糧餉處處制肘，湘軍只能擔當輔助角色。清朝對太平天國的作戰主力，是在天京（今南京）附近設置南、北兩處大營：欽差大臣向榮領重兵，在南京城東孝陵衛駐紮，號稱江南大營；琦善領重兵，在揚州城外駐紮，號稱江北大營，圍困、監視太平天國首都，兼防止太平軍侵犯清朝經濟命脈江南大運河。
咸豐六年（1856年）秋，太平天國發生「天京事變」，天王洪秀全利用北王韋昌輝等，誅殺東王楊秀清，隨後又殺誅韋昌輝曾，翼王石達開不滿天王濫殺兄弟，又擔心惹禍，憤而率領部屬數萬人出走。天國內鬨，曾國藩乘機指揮湘軍反撲，年底再攻陷武漢，確立湘軍在長江中游的主導地位。
咸豐十年初，左宗棠與曾國藩在安徽宿松會面的時候，湘軍正準備進攻當時的安徽省會·長江中游戰略重鎮安慶。這個時間前後，清朝的政局，正陷於內外交困的嚴峻處境。
「天京事變」之後，天王洪秀全獨攬大權，他任用族弟洪仁玕主持政務，年輕將領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統領太平軍，咸豐十年初，洪仁玕提以「圍魏救趙」策略，解除江南、江北两座清軍大營對天京的威脅：忠王李秀成率軍攻打杭州，待江南大營分兵往援時，迅即回師北上，會同各軍，攻破江南大營，清軍主帥和春戰死。李秀成乘勝東進，連克丹陽、常州、無錫等重鎮，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佔蘇州，隨後攻佔杭州，並準進攻上海。與此同時，英王陳玉成西征，在安慶被湘軍擊敗，李秀成則在江浙建立「蘇福省」「天浙省」，完全控制江南大運河。於是湘軍成為清政府的主要軍事力量，曾國藩被授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
同一時期，廣東爆發「英法聯軍事件」。咸豐六年十月，英國借廣東省扣查已過期英國登記走私船亞羅號，與廣東省府發生衝突，10月23日，英國海軍上將米高·西摩（Sir Michael Seymour，香港西摩道紀念此人）率軍艦三艘、划艇十餘隻、海軍陸戰隊約二千人，從香港向虎門口開進，24日向廣州發炮。兩廣總督葉名琛以為英方虛張聲勢，不予抵抗。英軍有意攻入廣州，報請倫敦加派戰艦；與此同時，廣西發生村民殺死法國神父，法國亦決定派兵向清朝施壓。咸豐七年（1857年）九月英法聯軍抵達廣東，十一月，攻陷廣州，兩廣總督葉銘琛被俘，押往印度加爾各答，絕食而死。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城，以巡撫柏貴為傀儡，統治廣東省三年。
咸豐八年（1858年）3月，英國特使額爾金（8th Earl of Elgin，香港譯伊利近，中環有街道紀念）會同法、美、俄四國公使前往上海，向兩江總督施壓，要求到京談判，不得要領，於是集結軍艦，北上天津，炮轟大沽炮台。清朝派大學士桂良等赴天津議和，最終談判破裂，英、法使者要求赴京，被拒，強行前進，清軍發炮阻止。咸豐九年11月英、法兩國政府分別再次任命額爾金、葛羅為特命全權代表，以陸軍中將格蘭特、陸軍中將孟托班為聯軍總司令，率英軍約一萬八千人和法軍約七千人組成一支新的遠征軍，開往中國。次年中，大軍抵達天津，9月6日，咸豐帝下達對英國與法國的宣戰上諭，聯軍發動進攻，與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在八里橋展開決戰，9月18日，清軍大敗，僧格林沁部隊全軍覆沒，咸豐帝以避暑為名逃往承德。聯軍兵臨城下，炮轟城牆，10月13日，北京打開城門，向聯軍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