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enters：張偉國、譚家齊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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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勵精圖治，開元年間（公元713年~公元741年）把唐朝的繁榮盛世推進到了頂點。所用宰相，先後有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紘、 杜邏、韓休、張九齡等，堪稱一時名流，各有所長，都能直言諫評，富有史革新精神，因而開元時期政治淸明、經濟繁榮，被後人譽爲盛世。
首先，恢復貞觀時期「以寬仁爲理本」的法治原則，廢止武則天時期的酷吏政治和嚴刑峻法，表彰用法平直的官員。據記載，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全國判死刑僅59人，大理寺獄院裡一片冷落景象。可以說達到了「以寬仁爲理本」成效。其次，是體現輕徭薄賦原則的檢括戶口和賦役改革。唐承隋制，繼續實行均田制以及與此相配套的租庸調制。由於社會條件的變化，均田制在唐朝逐漸成爲一紙具文。而依附於均田的租庸調便發生問題，首當其衝的是逃戶增多。唐玄宗試圖在局部地區對逃戶採取檢括措施，並且輔之以恢復常平倉、義倉的積穀備荒動能，以緩解這個社會問題。監察御使宇文融擬議檢括逃戶的具體方法，唐玄宗任他爲括戶使，依據簿籍檢括逃戶。這一舉措使近百萬逃戶重新成爲國家的編戶齊民，爲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在政治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例如，皇室宗親及功臣被封爲親王、郡王之類，雖不實得封地，卻可「食實封戶」，此類封戶在中宗末年已達140萬戶以上，造成「國家租賦大半入于私門」的反常現象。開元三年下令不准貴族、功臣直接向封戶索討租調，改由政府統一徵收，封主向政府領取。又如官僚機構臃腫，玄宗即位後，裁汰機構，精簡官員。
開元時期政治的淸明與安定，導致經濟發展，形成唐朝的黃金時代。當時京都長安有人口百萬，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商業中心，它有東西兩市，是商販店肆集中的區域。兩市各有220行（行業），西市又是胡商 （外商）聚集之地。洛陽是運河的起點，設有三市（南市、北市、西市），南市有120行，3,000餘店肆；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塡滿河路，商販貿易，車馬塡塞」，是洛陽最繁華的地方。長江流域的揚州、 成都是東西兩個商業中心。揚州位於長江與運河交叉點上，是東西與南北的交通要衝，也是外貿港口，日本及南海來船可直抵揚州。
杜甫在《憶昔》中描繪開元盛世的狀況︰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稲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絲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唐玄宗對宰相人事作了重大的變動。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左僕射 ），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解除了他們的宰相職務。兵部尚書李林甫兼中書令，殿中監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從此，李林甫掌握中樞大權達16年之久。
起初玄宗任李林甫為宰相， 張九齡薄其無文，表示反對，又說：「宰相系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然而玄宗並不接納。李林甫是李唐宗室，門蔭出身。開元初先後為太子中允，後為國子司業。開元十四年宇文融引為御史中丞，共同傾倒了中書令張說。正是在文學和吏治兩派官吏的鬥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李林甫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李林甫拜相後，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打擊那些受到玄宗賞識並有可能入相的人，並利用玄宗疑忌太子的心理，興起了幾次大獄。他為了自專大權，蔽塞皇帝耳目，打擊上書言事者。諫官補闕杜避上書言事，被出為縣令。他還大大加強了宰相的威勢。過去宰相隨從不過數人，士民不需要避道，李林甫為相後，出則步騎百余人為左右翼，前面還有金吾衛的將士在數百步外靜街，路上的公卿、行人都需要走避。由於李林甫處處順從玄宗的意旨辦事，因此深得玄宗信任，「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李林甫在政務的處理上，也能做到「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就連把李林甫列入《奸臣傳》的《新唐書》也不得不承 認他「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 人憚其威權。」總之，在玄宗重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期間，對各項制度繼續進行調整。經濟持續發展，邊防得到加強，唐王朝的繁榮昌盛達到了頂點。
玄宗和李林甫把中樞機關和宰相的權力集中到那樣的高度這在一個時期內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若是換一個無力駕馭這套機構的人，或者形勢突然發生變化，都可以使整個統治機構失靈。而閉塞言路，獨斷專行，改變了唐初以來兼聽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決策機制，更使得決策發生重大失誤成為必然。後來為了加強邊防，又不斷擴大邊地節度使的權力，改變了內重外輕的軍事佈局，而又失於措置，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這又在統一王朝的基礎下埋下了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只要碰到合適的條件，立即就會炸毀統一王朝的大廈。
天寶時期繁榮昌盛的背後隱伏著的這三個巨大的危機，終於導致了唐王朝的中衰。
Presenters：張偉國、譚家齊
1578年（明萬曆六年） 3月29日，利瑪竇與孟三德、羅明堅等耶穌會士一行十四人，得到葡萄牙國王的贊助，離開里斯本，分乘三艘葡萄牙商船前往東方。目標是繼承方濟各沙勿略的遺志，往中國傳播福音，拓展天主教的影響力。
同年9月13日，利瑪竇、羅明堅、巴范濟和阿卡維伐等人到達印度果阿。此後，利瑪竇在果阿聖保祿學院居，住了四年，繼續攻讀神學，同時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並且在果阿一帶傳教，有明顯的成果，期間進升為司鐸（神父）。羅明堅則在到達果阿之後，動身前往澳門。
當時負責耶穌會東方教區的總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在澳門去信給耶穌總會會長，說他經過九個月的觀察和詢問，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的、有成就的、獻身於藝術研究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可以被說服允許一些同樣以學識和品德出名的外國人來到他 們中間居住的，假如他們的客人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話，這個民族有一天會樂於接受基督教」，因此范禮安要求耶穌會至少選派一位適宜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並準備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到澳門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人羅明堅（MicheleRuggieri，1543-1607）被選送來擔負這項任務。
羅明堅在澳門請了一個畫家教他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並學習中國的禮儀。經過兩年多的刻苦攻讀，羅明堅掌握了一萬二十多個中國單字，但他年紀已36歲，說中國話仍感困難。於是，他開始跟隨葡國商人進出廣州，參加這裡舉行的交易會。而且通過贈送鐘表等禮物，結識不少廣東官員，因此被賜予特權，在市集期間安排羅明堅到暹羅使團專用的館邸中住宿，不必像其他外國人一樣回船上過夜。
羅明堅在澳門耶穌會修道院（聖保祿公學）旁邊建立聖馬丁備修院，一方面向澳門居民傳教，一方面為新來澳門的耶穌會士提供學習中文的場所。為在廣東傳教奠定基礎。
萬曆十年（1582年）范禮安為了加強對華傳教，決定加派傳教士到澳門，於是邀請利瑪竇到澳門協助羅明堅。陽曆8月7日，利瑪竇抵達澳門，先在澳門澳門學習漢語漢字，為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作準備，同時參與撰寫范禮安著述的《聖方濟各•沙勿略傳》的第三章《論中國的奇跡》。
12月初，兩廣總督陳瑞致函澳門神父，准許神父到總督駐地肇慶建造教堂和寓所。 於是巴範濟、羅明堅與譯員裴理伯前往肇慶，利瑪竇留在澳門靜候佳音。巴範濟、羅明堅受到兩廣總督陳瑞接見。他們獻上鐘錶和幾隻三稜鏡，總督非常高興，他分派給他們一座寬敞的住所，與城東門外天寧寺相通。在這裡，羅明堅認識了肇慶儒生陳理閣（應為高要縣舉人陳萼，萬曆《肇慶府志》撰修者之一）。但不久，總督陳瑞離任，羅明堅等神父必須離開肇慶，回到澳門。
羅明堅通過送禮請托，得到許可，與利瑪竇到廣州見到了海道副使朱東光，向他陳述神父們是慕中華帝國之名，遠涉重洋，想留在這裡度過餘年。他們祇需要有一小塊地方，建築房屋以及一座禮拜天主的教堂。
朱東光答應代為呈請兩廣總督，不久，即該年8月，肇慶知府王泮就派使者到澳門遞交一封由新任兩廣總督郭應聘的批准信，邀請神父們到肇慶修建住所和教堂。9月1日，羅明堅、利瑪竇與譯員斐理伯離開澳門。10日抵達肇慶，他們在府署中受到王泮的禮遇。神父們從此穿上僧服，在肇慶定居下來。是年利瑪竇31歲。
經過實地觀察，神父們決定在西江岸邊，興建中的崇禧塔附近，建造教堂和住所。經總督批准，知府王泮在崇禧塔之北劃出一角土地給神父，並在利瑪竇要求下把所劃地皮增到一畝多。 教堂施工開始後，負責建塔監工的高要舉人譚諭發現神父們建的不是佛堂而是歐式建築，有違中國寺廟中塔與佛堂同在一條中軸線的建築佈局，提議將教堂建築用地移到塔的東側，使教堂大門能夠獨立開在塔圍牆外的路邊，自為一所。神父們高興地同意了這一方案
利瑪竇在儒生陳理閣（陳萼）的幫助下，把從歐洲帶來的三稜鏡賣給一商戶，得二十金錠支持建設費用。為了籌集建築經費，羅明堅和翻譯斐理伯返回澳門，向王泮辭行，羅明堅答應在澳門為王泮訂購一座自鳴鐘。
萬曆十二年（1584年）4月，教堂的第一層落成，取名「聖童貞院」，中間大廳佈置聖壇，上掛聖母畫像。大廳兩側四個房間，一為寢室，二為地圖展示室和繪製室，三為西文圖書館和會客室，把神父們從歐洲帶來的一批天文、地理、數學、機械、水利及城市建築畫冊放在裡面展出。四為天文儀器陳列室，並在此製作日晷和自鳴鐘。
教堂落成之日，王泮題寫了「僊花寺」（即仙花寺）的牌匾掛在大門上，還題寫了「西來淨土」牌匾掛在會客室兼西文圖書館的牆上。王泮特地在教堂外貼上一張佈告，說明外國僧人入住的房屋是經兩廣總督批准興建的，任何人騷擾他們，要受嚴懲。不久，王泮又給神父們送來兩個文件：一件是房屋用地許可證，另一件是准許他們經廣州來往澳門的通行證。羅明堅、利瑪竇開始在肇慶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