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10/01/2026 - 精神病人的生理健康
嘉賓：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系主任張頴宗
「我是張頴宗醫生，本身是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主任和臨床副教授，亦是瑪麗醫院早期思覺失調小組榮譽顧問醫生。我的臨床工作和研究範疇，都是在早期思覺失調和鬱躁症的臨床進展和治療效果。」
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張教授當初又是如何踏上科研之路呢？
「其實都是因緣際會的，因為我們精神科的專科訓練，一般香港的專科訓練都有分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我們第三階段的考試2其實就是要做一個研究。對於我們醫生來說，其實是頗陌生的。在做這個研究過程當中，因為我當時其實都是在做早期思覺失調干預的小組裏面的臨床醫生，會見到很多這些個案，所以那個研究範疇，即是我的考試題目，都是思覺失調，例如思覺失調第一次病發，到經過五年之後，我們跟蹤他這五年，他的軌跡是怎樣呢？他有沒有明顯的臨床上的表徵上的轉變呢？我們那個臨床的診斷有沒有變化呢？為什麼變化呢？在這個過程中，開頭我覺得好辛苦，但是一路做的過程，收集數據然後分析，再加上看好多不同的文獻，覺得慢慢有興趣，亦都有負責幫我的導師，他都會講解究竟甚麼角度較好，慢慢在過程當中，由擔心、抗拒到變成投入、喜歡，於是乎覺得研究都是一個幾有趣的項目。當然最後考試都合格，但第二點就是變了興趣很濃厚。」
張教授的研究焦點，就是心理以外，精神病人的生理健康。
「近幾年我們都做很多關於精神病，大家都關注精神情緒健康的徵狀，和康復之後在社區的生活，但同時間比較多人忽略的就是他們的身體狀況，我們英文是『physical』，因為是心理疾病，每個人都只關注心理上的徵狀，但原來生理上，我們發覺影響都很大。
我們一系列的研究項目，是特別針對重性精神病例如思覺失調、鬱躁症甚至是抑鬱症，究竟他們除了心理精神健康上的徵狀之外，他們的死亡率、壽命，身體其他疾病會不會比一般人，沒有精神病患的多了呢？第一，其實是多了的，第二，他們早死的情況是嚴重的，第三他們平均早死的個案，可能是十年八年，甚至更長，這個情況以思覺失調、精神分裂的情況是比較嚴重，其次是鬱躁症，抑鬱症亦都不是我們想像當中，所謂比較輕微，它早死的死亡率都是高，其實就等於敲響了警號，就是說我們除了關注心理健康，在治療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他身體上有其他情況，令他們較一般人早逝。」
愈早治療思覺失調，效果愈好，但究竟幾長時間的治療才算是合適呢？張教授指，在很多文獻之中，仍是個問號。
「我們做了一個RCT，做一個對照小組，有一個是接受兩年的服務，是一個基本的服務，有一個是接受三年的思覺失調的服務，就發覺真的三年比兩年的效果，無論是病徵，無論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功能、工作、社交都是有比較大的改善，這個其實是第一個RCT的研究，是證明比一般兩年的，延長的治療效果，其實都真的得到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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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助理教授莊婉瑜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的助理教授，我是莊婉瑜。我在做的研究是和精神健康有關，而有一套心理輔導方式名為『接納與承諾治療』，簡稱『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即是『ACT』，是我很有興趣做的範疇。同時間我通常做的接納與承諾治療，都是在照顧者層面。」
於香港大學護理學院本科畢業的莊婉瑜教授，是如何確立志向，走上科研之路？
「其實當時候我對於科研已經很有興趣，當時我上過一些課堂，是一些research methodology，即研究是應該怎樣做的，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趣，因為它是唯一一個科目，很著重你的分析。還有我個人是對數字很敏感，我對數學這回事是做得特別好，所以我覺得這是唯一的科目，令我可以將我的數學，或者分析技巧發揮所長，所以我由香港大學畢業之後，其實我一直鋪排自己走科研這一條路。」
畢業之後，莊婉瑜教授成為註冊護士，曾在東區醫院內科前線工作。七年後，她決定離職，修讀博士課程。
「那時的研究範疇，其實說回頭也很有趣。其實我起初在理工大學，遞交博士申請表時，我是想做戒煙，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後來發覺，真的有機會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就覺得其實我要轉一轉，因為我的臨床經驗告訴我們，照顧者精神健康是需要著重的範疇，所以當時我就來一個180度轉變，由一個戒煙題目，變成三個月內做一個名為照顧者精神健康支援的課題。剛巧當時我的博士導師麥艷華博士，她向來是做接納與承諾治療，她亦在做一個療法，是用在戒煙的，而這個療法，是一個心理輔導的方式，當時我就想，其實這事情對照顧者可能都有幫助。所以我的畢業論文，其實是關於接納與承諾治療，如何幫助家長護理小朋友的哮喘。」
莊婉瑜教授回想，最難忘的經歷，正正是修讀博士課程的日子。
「坦白說，當時候，以至到現時，我都是未有小朋友，所以其實我了解不到究竟家長照顧小朋友有哮喘，他真真正正經歷的是甚麼。於是當時我決定把心一橫，去學人家做保姆，跟一個媽媽去照顧一個小朋友，有很嚴重哮喘，照顧一個星期。我跟那位母親說，『你叫我做甚麼都可以，你把兒子交給我吧』，於是我就跟這位媽媽，買餸、煮飯，如何照顧小朋友的哮喘，要教他做甚麼，我就跟足全程，令到我自己有一個入心的經驗，就是一個媽媽，照顧一個小朋友有哮喘，原來是這樣的。我未至於與他們一齊住，但是我待一整天，差不多待了一整個星期，做一個觀察，和做一個保姆，那我更加明白，就是原來這一班人是有這個需要。其實這件事令我更加體會得到，無論我們的科研成果，有多偉大，多先進，你出了多少論文，取得幾多撥款，你的科研成果一定要惠及你的社群和社區，我覺得這點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