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28/03/2026 - 個人化的視力管理
嘉賓: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助理教授梁子榮
「大家好,我是Jeffrey梁子榮,我現在是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的助理教授。我的研究主要都是針對兒童的視力和度數發展。簡單來說,我一方面會做一些基礎的科學研究,用動物的模型去了解眼球和視力如何發育,另外一方面,我也有研發一些新的科技,例如運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分析,去幫助預測和管理小朋友的視力問題。」
從診所走進實驗室,梁教授為何會踏上科研之路呢?
「最初為何會走上科研這條路呢?其實都源自於我本身是做眼科視光師,亦都有一個責任感。在以前的診所裡,很記得有時家長會帶小朋友來,他們都很擔心地問『為何一年的時間度數又增加了100度、200度』,亦都有家長很擔心小朋友的視力狀態,例如他們有弱視、斜視等等。我記得有一個個案,小朋友讀書成績一直都不太好, 甚至被誤會為有學習障礙或是專注力有問題,但到驗眼的時候才發現,其實他有很深的度數,同時亦有弱視,根本他都看不到黑板,亦看不清楚書本。幸好發現得早,經過配合一些眼鏡度數的治療和視力訓練,他的視力有明顯的改善,最開心的是他連帶學校的成績都突飛猛進,個人亦更加有自信。很多家長都很想小朋友有很好的視力,但有時問題會發現得太遲。當小朋友真的告訴你,我看不到,或者學校告訴你,他好像學習上有問題,可能都有很深度數或者視力發展出現了問題,這些例子都是讓我知道,及早發現小朋友的視力問題,治療成效就會越好,所以我希望不要只是那麼被動地在診所做驗眼的工作,而是希望走進實驗室,主動透過一些科研去找出成因,以及去研發一些新科技,令我們可以及早介入和管理小朋友的視力狀況。」
回望過往的科研經歷,梁教授指,最難忘的,是新冠疫情那段日子。
「它最大的挑戰就是因為全香港都停課,小朋友又被迫上網課,戶外活動亦大減,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的臨床上見到很多小朋友的視力都變得很差,亦都變得很快。我們的數據亦都發現,不單單是我們經常說的近視,散光都有明顯的增加。這個現象亦都引證了我們剛才說的動物研究的結果,環境是真的會改變我們的眼睛的狀況,這個情況亦都給我很大的動力,希望更加了解眼睛的生長情況,亦都可以更加好好地幫助我們的小朋友。」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過往千篇一律的視力管理,又會走向甚麼新方向呢?
「我想在未來的十年,我認為視光學會走一個更加個人化的年代,視力管理和度數的控制可能不再單單是千篇一律,而是真的可以度身訂造,透過大數據的分析,其實我們可以更加知道每一個小朋友的獨特情況,提供一些更精準的治療方案,令到視力發展和度數的控制可以更加全面,更加有效。」

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嘉賓: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助理教授莊婉瑜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的助理教授,我是莊婉瑜。我在做的研究是和精神健康有關,而有一套心理輔導方式名為『接納與承諾治療』,簡稱『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即是『ACT』,是我很有興趣做的範疇。同時間我通常做的接納與承諾治療,都是在照顧者層面。」
於香港大學護理學院本科畢業的莊婉瑜教授,是如何確立志向,走上科研之路?
「其實當時候我對於科研已經很有興趣,當時我上過一些課堂,是一些research methodology,即研究是應該怎樣做的,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趣,因為它是唯一一個科目,很著重你的分析。還有我個人是對數字很敏感,我對數學這回事是做得特別好,所以我覺得這是唯一的科目,令我可以將我的數學,或者分析技巧發揮所長,所以我由香港大學畢業之後,其實我一直鋪排自己走科研這一條路。」
畢業之後,莊婉瑜教授成為註冊護士,曾在東區醫院內科前線工作。七年後,她決定離職,修讀博士課程。
「那時的研究範疇,其實說回頭也很有趣。其實我起初在理工大學,遞交博士申請表時,我是想做戒煙,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後來發覺,真的有機會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就覺得其實我要轉一轉,因為我的臨床經驗告訴我們,照顧者精神健康是需要著重的範疇,所以當時我就來一個180度轉變,由一個戒煙題目,變成三個月內做一個名為照顧者精神健康支援的課題。剛巧當時我的博士導師麥艷華博士,她向來是做接納與承諾治療,她亦在做一個療法,是用在戒煙的,而這個療法,是一個心理輔導的方式,當時我就想,其實這事情對照顧者可能都有幫助。所以我的畢業論文,其實是關於接納與承諾治療,如何幫助家長護理小朋友的哮喘。」
莊婉瑜教授回想,最難忘的經歷,正正是修讀博士課程的日子。
「坦白說,當時候,以至到現時,我都是未有小朋友,所以其實我了解不到究竟家長照顧小朋友有哮喘,他真真正正經歷的是甚麼。於是當時我決定把心一橫,去學人家做保姆,跟一個媽媽去照顧一個小朋友,有很嚴重哮喘,照顧一個星期。我跟那位母親說,『你叫我做甚麼都可以,你把兒子交給我吧』,於是我就跟這位媽媽,買餸、煮飯,如何照顧小朋友的哮喘,要教他做甚麼,我就跟足全程,令到我自己有一個入心的經驗,就是一個媽媽,照顧一個小朋友有哮喘,原來是這樣的。我未至於與他們一齊住,但是我待一整天,差不多待了一整個星期,做一個觀察,和做一個保姆,那我更加明白,就是原來這一班人是有這個需要。其實這件事令我更加體會得到,無論我們的科研成果,有多偉大,多先進,你出了多少論文,取得幾多撥款,你的科研成果一定要惠及你的社群和社區,我覺得這點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