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17/01/2026 - 精神科藥物的劃時代突破
嘉賓：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系主任張頴宗
「我是張頴宗醫生，本身是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主任和臨床副教授，亦是瑪麗醫院早期思覺失調小組榮譽顧問醫生。我的臨床工作和研究範疇，都是在早期思覺失調和鬱躁症的臨床進展和治療效果。」
在精神醫學的研究範疇，張教授認為，其中一個挑戰，就是收集數據。
「醫學研究涵蓋多種數據類型，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數據來源，是通過親自詢問患者的症狀、評估其生活功能、進行認知功能測試或腦部掃描等方式。這個過程可謂『粒粒皆辛苦』，因為並非每位患者都能清晰地描述自身症狀。其次，評估過程本身也相當耗時，即使較短的評估也需約一小時，有時甚至更長，而患者未必都有足夠時間配合完成，但我們也不能夠只完成少數個案。需要積累足夠數量的案例，在臨床分析或統計學上才可獲得具效力的結果。因此，我將此過程形容為『揼石仔』。」
我曾需要尋找一些較為罕見且難以招募的臨床個案，即屬於「臨床高危」狀態但尚未正式病發的思覺失調患者。這些潛在個案可能散佈於瑪麗醫院、其他醫院的診所，甚至非政府組織（NGO）等不同場所。我們無法安逸地坐在辦公室等待患者上門，而必須主動出擊。我曾親自駕車，如同『送外賣』般，從瑪麗醫院穿梭至香港不同地區的診所，與潛在個案會面，進行初步評估，確認他們的病況，再逐步安排更詳細的檢查。在這個過程中，試過『食白果』，有試過患者在過程中途覺得太辛苦，並非每次嘗試都能成功，正因如此，每一個能最終貢獻數據的個案都顯得難能可貴。」
放眼未來，精神醫學的其中一個發展趨勢，甚或是一個劃時代的轉變，就是出現新藥物。
「思覺失調在1950年代被偶然發現，而其治療以針對多巴胺受體的藥物特別有效。然而，這些藥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且對相當比例的患者效果不太明顯或無效。從1950年代至今，儘管有新藥問世，也萬變不離其宗，原理都是圍繞多巴胺。但近年來，美國等地出現了新的研究方向，不再以多巴胺這一神經傳導物質作重點，以一種新的傳導物質，即是膽鹼能系統（cholinergic system），據初步數據顯示，其副作用相對較少，對認知功能的改善效果也相當不錯。如果這類藥物最終能成功研發，將成為一個劃時代的突破。在經過六、七十年後，精神科藥物領域終於迎來重大的進展，患者有更多機會接受不同藥物，這將是個短期的發展趨勢。」
在科研路上奮鬥，張教授寄語同路人，需要先付出耐性。
「在研究的過程中，是有一種『延遲滿足』，我們往往是一直『揼石仔』，『摸著石頭過河』，從構思到執行，再到獲得結果，往往數以年計的時間，甚至更久。因此，寄語大家在一同奮鬥的過程中，要有足夠的耐性，一步步慢慢地做，急不得。
此外，我時常想起邱吉爾的一句話：「成功不是終點，失敗並非致命，重要的是繼續前進的勇氣。」（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fatal，but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我認為這與我們的研究工作—無論是在實驗室進行「濕實驗」（wet lab），還是與患者面對面的「乾實驗」（dry lab）也相同。我們取得的成果往往是階段性的，即使是最嶄新的發現，也常會引起一連串新的問題。因此，這一刻階段性的成功並非終點，而失敗更是常態。最關鍵是繼續，你肯繼續，便有新發現的希望，並非因為看見希望才繼續。在過程中，我們常會不知自己處於哪個階段，或還需多久才能見到成果。因此，我們有時需要互相勉勵，與同仁、同事之間相互勉勵，這是我小小的點滴寄語。」
主持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嘉賓：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助理教授莊婉瑜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的助理教授，我是莊婉瑜。我在做的研究是和精神健康有關，而有一套心理輔導方式名為『接納與承諾治療』，簡稱『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即是『ACT』，是我很有興趣做的範疇。同時間我通常做的接納與承諾治療，都是在照顧者層面。」
於香港大學護理學院本科畢業的莊婉瑜教授，是如何確立志向，走上科研之路？
「其實當時候我對於科研已經很有興趣，當時我上過一些課堂，是一些research methodology，即研究是應該怎樣做的，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趣，因為它是唯一一個科目，很著重你的分析。還有我個人是對數字很敏感，我對數學這回事是做得特別好，所以我覺得這是唯一的科目，令我可以將我的數學，或者分析技巧發揮所長，所以我由香港大學畢業之後，其實我一直鋪排自己走科研這一條路。」
畢業之後，莊婉瑜教授成為註冊護士，曾在東區醫院內科前線工作。七年後，她決定離職，修讀博士課程。
「那時的研究範疇，其實說回頭也很有趣。其實我起初在理工大學，遞交博士申請表時，我是想做戒煙，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後來發覺，真的有機會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就覺得其實我要轉一轉，因為我的臨床經驗告訴我們，照顧者精神健康是需要著重的範疇，所以當時我就來一個180度轉變，由一個戒煙題目，變成三個月內做一個名為照顧者精神健康支援的課題。剛巧當時我的博士導師麥艷華博士，她向來是做接納與承諾治療，她亦在做一個療法，是用在戒煙的，而這個療法，是一個心理輔導的方式，當時我就想，其實這事情對照顧者可能都有幫助。所以我的畢業論文，其實是關於接納與承諾治療，如何幫助家長護理小朋友的哮喘。」
莊婉瑜教授回想，最難忘的經歷，正正是修讀博士課程的日子。
「坦白說，當時候，以至到現時，我都是未有小朋友，所以其實我了解不到究竟家長照顧小朋友有哮喘，他真真正正經歷的是甚麼。於是當時我決定把心一橫，去學人家做保姆，跟一個媽媽去照顧一個小朋友，有很嚴重哮喘，照顧一個星期。我跟那位母親說，『你叫我做甚麼都可以，你把兒子交給我吧』，於是我就跟這位媽媽，買餸、煮飯，如何照顧小朋友的哮喘，要教他做甚麼，我就跟足全程，令到我自己有一個入心的經驗，就是一個媽媽，照顧一個小朋友有哮喘，原來是這樣的。我未至於與他們一齊住，但是我待一整天，差不多待了一整個星期，做一個觀察，和做一個保姆，那我更加明白，就是原來這一班人是有這個需要。其實這件事令我更加體會得到，無論我們的科研成果，有多偉大，多先進，你出了多少論文，取得幾多撥款，你的科研成果一定要惠及你的社群和社區，我覺得這點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