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enter：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嘉賓：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主任鍾培言教授
「我是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主任鍾培言教授。我是一位骨科醫生，主要從事脊骨的研究和臨床工作。我對兒童的脊骨問題研究最感興趣，投入最多時間研究兒童脊柱側彎。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科學和做研究。高中時期，在大學入學之前，就已經跟隨過幾位教授在香港大學醫學院工作。 他們的工作模式很好，白天照顧病人，下班或有空閒時從事研究。我發現研究的影響力可能更大，醫治每個病人固然重要，但一個人或許每天只能醫治一兩個病人。然而，研究成果卻可能可以影響全世界，讓數以千萬計的病人受惠，所以我覺得科研發展非常重要。」
鍾培言教授表示，在醫治兒童脊柱側彎的時候，準確判斷病人的「生長潛力」非常重要，即是要及早了解他們未來幾年何時發育得最快，以便安排病人適時佩戴支架，控制脊椎側彎的情況。
「以前我們如何決定病人是否有生長潛力會觀察幾點，包括他們何時變聲、何時來月經、身高飆升的程度，但這些都不太準確。最準確的方法是使用X光觀察骨齡，查看生長線。傳統做法是觀察盤骨的骨齡，但也不是很準確的方法。因此香港大學研究了一些特殊的觀察骨齡方法，觀察手腕或髖關節的位置，可以準確地看到病人何時會進入發育高峰期，何時回落及進入接近成熟的階段，可以準確量度。 我特別有成功感，因為我們設計這些了解骨齡的方法，全世界都有應用。」
鍾培言教授寄語在漫長科研道路上同行的人，以平常心應對研究歷程當中的得失。
「有許多例子都很開心，有些研究啟發出來，得到別人認可，全世界都會認同或應用這些新的研究，但是反過來也有許多慘痛的經驗，例如研究最終做不到，未必有人資助你進行研究，未必得到醫學界的認同，甚至有時候有些人可能不支持你的做法。在這條路上會經歷許多類似的情況，最重要的是要記住自己對科研的熱誠，以平常心去處理，不要對自己有太大壓力，最重要的是熱愛這份工作，最後你會滿意自己的成就。」
Presenter：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嘉賓：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助理教授莊婉瑜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的助理教授，我是莊婉瑜。我在做的研究是和精神健康有關，而有一套心理輔導方式名為『接納與承諾治療』，簡稱『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即是『ACT』，是我很有興趣做的範疇。同時間我通常做的接納與承諾治療，都是在照顧者層面。」
於香港大學護理學院本科畢業的莊婉瑜教授，是如何確立志向，走上科研之路？
「其實當時候我對於科研已經很有興趣，當時我上過一些課堂，是一些research methodology，即研究是應該怎樣做的，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趣，因為它是唯一一個科目，很著重你的分析。還有我個人是對數字很敏感，我對數學這回事是做得特別好，所以我覺得這是唯一的科目，令我可以將我的數學，或者分析技巧發揮所長，所以我由香港大學畢業之後，其實我一直鋪排自己走科研這一條路。」
畢業之後，莊婉瑜教授成為註冊護士，曾在東區醫院內科前線工作。七年後，她決定離職，修讀博士課程。
「那時的研究範疇，其實說回頭也很有趣。其實我起初在理工大學，遞交博士申請表時，我是想做戒煙，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後來發覺，真的有機會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就覺得其實我要轉一轉，因為我的臨床經驗告訴我們，照顧者精神健康是需要著重的範疇，所以當時我就來一個180度轉變，由一個戒煙題目，變成三個月內做一個名為照顧者精神健康支援的課題。剛巧當時我的博士導師麥艷華博士，她向來是做接納與承諾治療，她亦在做一個療法，是用在戒煙的，而這個療法，是一個心理輔導的方式，當時我就想，其實這事情對照顧者可能都有幫助。所以我的畢業論文，其實是關於接納與承諾治療，如何幫助家長護理小朋友的哮喘。」
莊婉瑜教授回想，最難忘的經歷，正正是修讀博士課程的日子。
「坦白說，當時候，以至到現時，我都是未有小朋友，所以其實我了解不到究竟家長照顧小朋友有哮喘，他真真正正經歷的是甚麼。於是當時我決定把心一橫，去學人家做保姆，跟一個媽媽去照顧一個小朋友，有很嚴重哮喘，照顧一個星期。我跟那位母親說，『你叫我做甚麼都可以，你把兒子交給我吧』，於是我就跟這位媽媽，買餸、煮飯，如何照顧小朋友的哮喘，要教他做甚麼，我就跟足全程，令到我自己有一個入心的經驗，就是一個媽媽，照顧一個小朋友有哮喘，原來是這樣的。我未至於與他們一齊住，但是我待一整天，差不多待了一整個星期，做一個觀察，和做一個保姆，那我更加明白，就是原來這一班人是有這個需要。其實這件事令我更加體會得到，無論我們的科研成果，有多偉大，多先進，你出了多少論文，取得幾多撥款，你的科研成果一定要惠及你的社群和社區，我覺得這點是很重要。」
